原创《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新格局和中马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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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8年大选后,马来西亚出现建国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政党政治的权力格局开始从巫统独大的单极形态转型成为制衡的多元形态.各主要政党沿着族群、宗教以及阶层的政治分野,呈现“两升一平一降”发展态势.从中长期来看,马来西亚的政党轮替将为中马合作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但从短期来看,新政府各党派的权力博弈很可能引发政治风险,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关键词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中马合作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6.015
2018 年5 月9 日,马来西亚举行第14 届全国大选,以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为核心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遭遇惨败,失去了长达61年的国家政权.次日,现年92 岁高龄的前总理、巫统前主席马哈蒂尔以反对派希望联盟领袖身份,时隔15年再次问鼎总理宝座.马哈蒂尔宣誓就职后,明确表示将重新审视中资项目,以保证马来西亚国家利益不受损害.那么,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变局,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将会如何发展？中马合作又将何去何从？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新格局
随着2018 年大选落下帷幕,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权力结构开始从巫统独大的单极形态转型成为制衡的多元形态.[1] 在此过程中,马来西亚各主要政党沿着族群、宗教以及阶层的政治分野,呈现“两升一平一降”发展态势.
首先,华人族群政党的影响力持续回升.马来西亚从建国开始就面临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隔阂.巫统执政期间,高举族群主义旗帜,作为区分“自我”与“他者”,凝聚马来人政治共识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华人族群政党在政治上被长期边缘化.不过,随着执掌国家政权长达22 年的马哈蒂尔于2003 年辞去总理职位,形势开始出现变化.
作为华人左翼中产阶级代表的行动党,其众议院议席从2004 年的12 席开始稳步上升到2008 年的28席,2013 年的38 席,以及2018 年的42 席,占到全部议席的19%,并最终从“万年反对党”跃升为执政联盟党.从发展进程来看,行动党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华人选票的重新汇聚.
事实上,早在20 世纪60 年代,作为华人保守力量代表的马华公会就曾在华人选票的全力支持下,拥有众议院四分之一议席,并掌握重要政治话语权.近年来,华人选票基于对巫统的不满和对马华公会的失望,开始汇聚到行动党,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大华人族群政党的对峙格局.马华公会的众议院议席数从2004 年的31 席直线下跌到2008 年的15 席,2013 年的7 席,以及2018 年的1 席.不过,从马来西亚华人选民比重来看,行动党的发展潜力相对受限,即使得到马华公会5.3% 的选票支持,未来要在众议院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议席也很困难.
其次,伊斯兰宗教政党的影响力稳步提高.马来西亚在形式上是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但伊斯兰教是宪法规定的联邦宗教（即国教）,占全国人口近七成的马来人生来就是穆斯林,因此在马来西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2018 年大选中,作为伊斯兰势力的政治代表,保守派的伊斯兰党与开明派的国家诚信党分别获得18 个和11 个议席,合计占到众议院全部议席的13%.
相较于2013 年大选,伊斯兰宗教政党所获选票比重从14.78% 上升到22.28%.2015 年开明派与保守派分立的政治抉择,不仅没有影响伊斯兰宗教政党发展的总体态势,反而有效拓展了其政治代表性,使得大批对巫统有所不满但又担忧伊斯兰党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主张的选民,开始转投国家诚信党.
目前来看,伊斯兰宗教政党对中下层农村马来人选民的影响力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如果新政府未能在短期内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振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状况,那么原本在巫统影响下的农村马来人选票,就很有可能进一步流向伊斯兰宗教政党,甚至改变马来西亚长期以来的世俗主义政治光谱.[2]
再次,马来人中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力基本持平.20 世纪中后期,得益于巫统在教育与就业政策上长期奉行“马来人优先”原则,马来人中产阶级迅速形成和壮大,并在各领域形成全面的族群竞争力.[3] 不过,随着马来人中产阶级的日益成长,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精英不再满足于巫统“独大”的威权体制,并对族群与宗教问题掩饰下的阶层矛盾产生不满,要求分享更多的国家发展红利和政治话语权.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时任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主张的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方案得到马来人中产阶级的认可与支持,但却遭到时任总理马哈蒂尔的严厉打击,不仅被革除了在政府和巫统的一切职务,而且还在“罪”指控下锒铛入狱.“安瓦尔事件”成为引爆马来西亚阶层矛盾的导火索.
随着不甘失败的安瓦尔组建人民公正党,并倡导发起“烈火莫熄”（即马来语“改革”Reformasi 谐音）政治运动,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开始从族群与宗教分歧,迅速转向了阶层冲突,从而为国会反对党在推翻巫统的共同目标指引下,建立跨族群与宗教的政治联盟提供了有利条件.
作为马来人中产阶级代表的人民公正党,之所以成为希望联盟的政治基石,关键在于其政治包容性,能够有效协调华人族群政党与伊斯兰宗教政党的立场分歧.特别是在政治斗争中两度入狱的安瓦尔,不仅在面对联盟内部的政治分歧时表现得宽容大度,甚至在面对曾经的政治导师和后来的政治死敌马哈蒂尔时,也能做到“相逢一笑泯恩仇”,基于政治需要携手迎战纳吉布领导的巫统执政联盟.
从政党发展来看,由于受马来人中产阶级规模限制,人民公正党除非拓展政治根基,否则仅靠马来人中产阶级很难更上一层楼.2018 年大选中,人民公正党创下历史最好成绩,获得47 个议席,占到众议院议席总数的22.52%.但是,人民公正党得票率仅为17.1%,相较2013年大选下降了3.29个百分点,难掩其后继乏力的发展瓶颈.
最后,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的影响力显著下降.巫统长期掌权的政治根基在于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与农村马来人的庇护关系.前者以政商军警等各界的上层精英为核心,依托“马来人优先”的政策扶持,一方面为本集团攫取国家发展红利,另一方面构建覆盖后者的庇护关系,从而对农村选票形成有效的动员与组织.[4]
与此同时,利用执政地位在选区划分上设定对执政党有利的制度规范,也是巫统的惯用策略.其中,关键是选区选民人数不均,最极端的选区选民人数相差甚至超过四倍.事实上,如果不是得益于选区划分策略,使得国民阵线在2013 年大选中,仅以47.38% 的得票率获得60% 的众议院议席,巫统很可能当时便会失去执政地位.据统计,当时全国选民人数最少的15 个国会选区均为国民阵线胜出,而选民人数最多的15 个国会选区,则有14 个属于反对派.[5]
马来西亚独立时,联邦宪法曾规定各州最大选区和最小选区的选民人数相差不得超过15% ；1962 年,巫统推动修宪,将差距限制从15% 提高到50%,并规定乡村选区选民人数可以为城市选区选民人数的一半；1973年,巫统再次修宪,彻底废除选区大小的限制.2018 年大选前,巫统在时隔15 年后重新划分选区,试图再次利用制度策略胜出,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由于以马哈蒂尔为代表的元老派另组土著团结党倒戈相向,使得巫统在传统票仓遭受重挫,结果导致在选区划分上的策略布局,反而成为压垮巫统的最后一根稻草.2018 年巫统的得票率为21.1%,比2013 年下降8.32个百分点,但所获众议院议席占比却仅为24.32%,降幅高达15.32%.与此相对,土著团结党的元老派则获得了5.77% 的选票和5.86% 的议席占比.
从得票率与众议院议席占比来看,巫统已经不再占据往昔的绝对优势地位,仅是与前述三方势力相比略占优势的政治力量.不过,巫统的落败并不意味着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的失势.事实上,从人才储备、资金渠道、庇护关系等政治动员与组织能力来看,马来西亚建国以来长期掌权的巫统依然拥有雄厚底蕴.如果马来人官僚资本集团能在现实压力下重新凝聚政治共识,特别是弥合代际权力更迭引起的派系分歧,那么巫统未必不能重整旗鼓.
中马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多元化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将有助于瓦解巫统时代严重板结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促进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从而为中马合作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不过,从短期来看,马来西亚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与磨合,很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具体来看,中马合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前总理纳吉布腐败案有可能产生负面外溢效应,使中马合作项目受到牵连.马哈蒂尔宣示就职总理后,第一时间重启了对前总理纳吉布的腐败案件调查,并暂停了总检察长职务,撤换了反贪委员会主任,以保证调查工作不受巫统庇护关系影响.不过,从马哈蒂尔在1998 年利用“罪”打击安瓦尔的做法来看,此次针对纳吉布的败调查,很可能不会局限于司法领域,而是会在政治权力博弈中,成为马哈蒂尔依托元老派瓦解收编巫统政治势力的重要工具.如果败问题扩大化,就有可能引起对纳吉布执政的全盘否定,甚至影响纳吉布在任期间商定的中马合作项目,特别是相关重大基建项目的正当性.
二是希望联盟各派的权力博弈有可能影响政府决策效率,从而难以有效满足中马合作在战略对接方面所迫切需要的体制机制改革决策.希望联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推翻巫统的共同诉求基础之上的统一战线,人民公正党、行动党、国家诚信党、土著团结党在族群、宗教以及阶层的政治分野上存在分歧.随着政党轮替的阶段性目标达成,各派力量开始步入政治权力边界的划分阶段,必将迎来新一轮的明争暗斗.马哈蒂尔在组建内阁时,基本上将关键职位进行了平均分配,但这不过是兑现竞选承诺的权宜之计,能否在后续的权力博弈中巩固甚至拓展政治版图,还要看各派力量的策略与手腕.通过组建国家元老精英理事会,马哈蒂尔将当年辅佐他的左膀右臂再次推上政治前台,从而为土著团结党争取先机,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在议席上与人民公正党与行动党的影响力差距.在此背景下,各派力量将会更倾向于推卸战略决策责任,遵循“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原则,以避免在权力博弈中成为对手攻击口实.
三是行政系统的庇护关系重构很可能降低政策执行能力,从而影响前政府对华合作相关政策的落实.巫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潜心经营,早已在马来西亚的行政体系中扶植了盘根错节的庇护关系.因此,希望联盟在掌握国家政权后,针对行政体系开展有步骤的撤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庇护关系,也就成为贯彻政治意志与维护利益诉求的必要举措.5 月16 日,马哈蒂尔以缩减财政经费为由,宣布解雇1.7 万名的前政府公务员,从而发出了明确的政治信号.[6] 由于在政党轮替过程中,马来西亚各级公务员都面临不确定性,从而很难保证行政体系的有效运作.特别是涉及前政府对华合作的相关政策落实,除非得到新政府的明确指示,否则很可能成为各级公务员的推诿对象.
四是亲西方势力的虚假宣传与不实言论或失去有效监管,从而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马合作造成不利的舆论环境.近年来,随着中马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序推进,亲西方势力的各种虚言妄语,如“中国威胁论”“新殖民经济论”等都在马来西亚颇有舆论市场,甚至在华人群体中也不乏误信者.马华公会在2018年大选中打出“中国牌”,试图以“一带一路”为卖点,结果未能得到民众理解与支持.[7] 纳吉布执政时期,在打压反对派政治舆论的同时,也对亲西方势力的相关虚假宣传与不实言论采取了严格监管.希望联盟执政后,明确表示将废止前政府的舆论管控举措.这在保证民众合理诉求表达的同时,也将为亲西方势力散布虚言妄语敞开门户,从而进一步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舆论环境.
关于加强中马合作的对策建议
针对马来西亚政党轮替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有必要进一步增进高层沟通,深化党际交流,加强媒体宣传,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民心相通工作,增进理解与互信,构建更为坚实的中马合作基石.
第一,增进与马哈蒂尔的高层互动,积极配合中资项目审核工作.马哈蒂尔曾被主席亲切赞誉为“中国人民敬重的老朋友”. [8] 因此,促成两国领导人的再次会面,将有助于重温传统友谊,进一步增信释疑,并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深化中马合作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针对马哈蒂尔提出重新审核相关中资项目的政治诉求,应当给予积极配合,并在形式上努力做到公开透明,一方面有效避免遭受纳吉布腐败问题牵连,另一方面将被动审核转化为主动宣传,引导马来西亚社会各界更好认知“一带一路”与中马合作的重要战略意义.
第二,深化与华人族群政党的沟通与合作,促使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在中马合作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海外华人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和社会经济建设的支柱力量,马来西亚华人近年来在推动中马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政党轮替,华人族群政党在内阁中开始掌握重要话语权.这就为深化党际交流,进一步发挥马来西亚华人在“一带一路”与中马合作中的桥梁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与重要契机.
第三,加强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宣传力度,增进马来西亚知识精英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与认同.马来人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受西方影响较深,因此对“一带一路”与中马合作存在较多芥蒂.对此,有必要通过智库交流、学术研讨、政策解读、公益短片、社交平台推送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大媒体宣传特别是网络媒体宣传力度,加强与马来西亚各阶层民众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积极凝聚命运共同体意识,从根本上遏制马来西亚亲西方势力的虚言妄语,为“一带一路”建议创造更有利的主流舆论环境.[9]
[ 作者系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牧童）
马来西亚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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