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小人物的大情怀电影《亲爱的》现实主义美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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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亲爱的》以一个真实的“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故事,通过现实主义叙事手法与影视美学的完美糅合,从“小人物”的角度来审视当下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拨开人们的精神困境,突出人道主义的高尚情怀.
关键词：《小人物》；困境；女性；人性
一直以来,我国电影在商业类型影片与现实题材把握方面,无法达到相对合理的平衡点.而陈可辛导演的力作《亲爱的》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以一个真实的“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故事,自觉规避了对英雄或经典人物的塑造手法,而反向关注社会转型期被裹挟的普通人与少数人物群体的现实生活,基于人道主义的社会关怀,在现实主义语境中折射出中国社会各阶层话语的激烈交锋.
“小人物”的困境与社会公平的集体失位
“小人物”这一名词源自现实主义题材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指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受欺凌、受侮辱、没有话语权的社会群体.“小人物”最先在我国文学作品中引发热潮,鉴于文学与影视的亲缘关系,部分导演将“小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移植进影视艺术创作,通过现实主义与影视美学的糅合,聚焦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在电影《亲爱的》中,陈可辛导演便以现实主义的处理手法,将视角聚焦在“小人物”寻找孩子的情感煎熬与艰辛历程中,在时间的主线推进中凸显社会转型期人们精神世界的错位.
《亲爱的》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无疑是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摒弃了传统的影视人物塑造观,既不为英雄人物立传,也不单纯地突出某一形象,而是深入挖掘小人物群体内部的典型性,以此来凸显他们的困境.该剧编剧张冀也谈到,“我想通过打拐这件事,勾画一个转型时期的社会众相,勾画出人群普遍焦虑、缺乏沟通的状态,以及他们怎样去应对、接受甚至放下、超越这件事”.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促使人们不断寻找精神家园,伴随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烈碰撞.在城市图景中,社会底层人物有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但由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安定因素,小人物群体集体出现精神困境,主要表现为焦虑、冷漠以及在遭遇重大社会事件之后的抱团取暖.“建立在现代科技手段基础之上的影视艺术,不但能够十分逼真地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幅鲜明的社会生活画面,使人们从中观察到各个国家社会生活的状况和时代风云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反映出大众和集体无意识,也就是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的‘深层集体心理’.”进而言之,影片是对社会生活的间接呈现.《亲爱的》开篇便是在一串串杂乱的网线电线中拉开序幕,紧接着出现的是大都市里杂乱的城中村,这一切的开始便注定是关于“小人物”的故事.在片中小人物群体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精神荒芜,故事的发展也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作为一个来深圳闯荡多年未成功的小个体户,田文军与前妻鲁晓娟是新时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主动融入城市生活的典型代表.然而田文军未能成功转型,经历过生意失败、婚姻失败,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边缘人,即“小人物”.倒是鲁晓娟在深圳逐渐站稳了脚跟,在田文军与前妻鲁晓娟的争吵中两人的价值观呈现出质的不同,“咱俩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认命,你不认命”,这是“小人物”代表田文军迟迟无法融入快节奏城市生活的心理映照.田文军参加的“万里寻子会”其实是一群“小人物”在精神上“结义”,互相扶持、抱团取暖,他们在得知潮海派出所抓获了人贩子团伙之后,结伴集体去打听孩子的消息,在吃饭时候接到诈骗电话,大家挨个逗骗子不亦乐乎,这种情景突显出社会普通人的社会审美心理,更反衬出“小人物”在社会生活中无能为力的边缘地位.
“小人物”出现精神困境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公平茌社会转型过程中未能得到体现,在“小人物”渴望得到关注、需要社会温暖时,社会公平集体缺失,从而使他们在主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看不到希望,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更加剧了社会矛盾与冲突.在田文军夫妇寻找孩子的过程中由于法律体制的僵化和社会阶层的两级分化,“小人物”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和话语权的缺失显露无遗.影片后半段在李红琴要回孩子的过程中,即便女孩杨吉方在法律上属于李红琴抚养,然而由于法律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城乡社会资源存在巨大差距的社会现实,李红琴也无法得到法律的援助.而剧中的小律师高夏作为知识阶层的“小人物”,在最初也对李红琴这类小人物存在偏见,也不肯在没有任何薪酬的情况下予以法律援助.城镇化进程中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社会公平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失位,必定带来社会精神危机的出现,这虽是社会发展由冲突与对立到整合与转型的过程,但是这其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底层人物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亟待重视.
女性的失语与发声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菲勒斯中心”社会,男性把控着社会主导话语权,女性始终扮演着“第二性”的角色,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西方学者西蒙-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都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这种观点便将女性的角色形成放置在历史的视域下进行审视.影片《亲爱的》将视角聚焦在女性弱势群体这个层面,通过现实中女性遭遇的歧视来直接表现女性的失语,从而把我们思想中对女性的偏见暴露在银幕上,直接对男性话语权威提出质疑与挑战.
现实社会中,男性处于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女性往往失语,处于社会从属地位.电影中鲁晓娟和李红琴两个女性角色,对女性的失语以及女性地位的尴尬作出精妙的诠释.鲁晓娟从陕西乡村来到深圳,通过自己的打拼进入了白领阶层,但是她在前夫田文军的潜意识里仍只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理应担负起贤妻慈母的职责,平日只需取悦丈夫、照顾孩子,过着平淡乏味的生活.即便她展现出独立女性的一面,通过奋斗进入白领阶层之后,以田文军为代表的男性形象仍然无法对此做出正确的认知与审视,在固有的男权思维下,将女性话语权的逐渐强势排斥在主观意识之外.可以想象,在田文军和鲁晓娟组建的家庭中,鲁晓娟为代表的女性形象需要平等地位便是使以田文军为代表的男性话语权受到挑战,女性话语的激烈抗争最终导致这个小家庭的破裂.总而言之.在传统意识中,男性话语理所应当地压制着女性话语.但是影片意图打破这一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将女性话语的不断发声引入人们的期待视野之中.
女性失语的另一体现是李红琴对自身权利由失语到发声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更反映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农业文明及农村人的思维模式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完成转型的艰难过程.在社会体系之中,女性担负着生儿育女的职责,这是社会繁衍生息的自然规律下女人的本性,也是乡土文明得以安稳的基础.费孝通有言,“社会秩序规范着个性,有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社会秩序的要素都要被遏制着”,“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在李红琴这个农村妇女的意识里,孩子及丈夫便是家庭,也是她的一切.生育是她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本能,在她丈夫没有生育能力而欺骗她时,她竟然顺从地接受自己无法生小家伙的谎言,并且在人贩子丈夫拐来田鹏骗说是在深圳和别的女人生养的,她也仍然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这是李红琴在传统思维观念下女性卑微地位的无知之举,她没有意识到是丈夫隐瞒了是他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实,所以她的失语的表现便是保持沉默,在男性主导的乡村社会秩序下辛苦劳作,相夫教子.
田文军和鲁晓娟的悄然而至打破了李红琴平静和谐的家庭生活,她的丈夫涉嫌拐卖儿童,依据法律规定田鹏也就是吉刚要回到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女儿吉方作为被捡来的孩子会离开自己.作为农村妇女的李红琴逐渐觉醒,她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便义无反顾地来到深圳打官司来要回法律意义上可以判给自己的吉方,影片在这里将女性挑战社会主导话语权推向.但是李红琴需要唐青山作证吉方的身世却要付出“性”的代价时,女性的觉醒在男权与女权的交锋中几乎让我们又差点失去希望.而正是这循序渐进、一波三折式的情感表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李红琴为代表的女性由失语到发声的进步过程,在这其中掺杂了女性心理与精神的惨痛,使我们看到女性开始由附属向脱离男性权力的藩篱觉醒,走向社会发展的前沿来争取发出属于女性的声音,这是影片又一个值得我们欣慰的深层启示.
碎片化的情感叙事
在影片中,电影将孩子与亲生父母和孩子与“人贩子”父母之间的情感世界分别叙事,分解成碎片式的伦理纠葛呈现给观众,但这些碎片式的伦理图景都围绕孩子进行,折射出人道主义的至上情怀.西方哲学家本雅明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世俗的人类生活被分解成一个个不完整的“碎片”. 从结构上讲,影片前后被分解成两个大的“碎片”：前半部分以亲生父母寻找被拐卖的儿子为主线,着重讲述寻找孩子的艰辛历程；后半部分则以人贩子的老婆李红琴为主轴,从一个“伟大”母亲的视角来重墨刻画非亲生母亲对孩子无私的大爱.这种碎片式的叙事模式无疑消解了传统影片伦理上的善恶二元对立,并从侧面透视出我国传统乡土社会中“血脉传承”思想的延续性.
在后半部分,有一块情感碎片支撑着影片的叙事合理性.作为打拐电影,影片并没有着重刻画.人贩子”形象,而将人贩子进行隐身处理,从人贩子老婆将拐卖来的儿童视如己出进行抚育的视角进行叙事,这种碎片化的叙事角度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根源,即在当代社会中,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家族血脉传承的思想从未缺失.但就是这种传统思想的存在,导致拐卖儿童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作为被拐卖孩子的父母,他们的生活也在不断的寻找与无尽的悔恨中分解成碎片.以韩德忠为代表的被拐卖孩子的父母,他们在生活中彼此搀扶互相鼓励,相约不再生育.然而当田鹏被找回来之后,韩德忠再也没有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他背弃了自己当初的信念,因此在田鹏的生日宴后痛哭流涕,这是一个碎片式的场景刻画,却将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内心的愧疚、悔恨、痛苦不甘表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中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以不同的身份不断出现,这各式各样的人物在一个个碎片式的细节中将影片串联成一部走心的伦理情感主线,在碎片中寄寓的对于社会转型期人性美与人性善的褒扬,是人道主义情怀的胜利,也是社会转型期社会意识逐渐走向正轨的体现.影片掺杂着传统观念与理想主义的人性争斗,但是所有人都在用近乎宗教式的血缘亲情来守护着心灵的家园,从而使创作者对人的赞美和人性的歌颂得到了最大化宣扬.
在影视剧创作中,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抑或是浪漫主义作品,其最本质的内容是表现对人的关怀,对人性的礼赞,传达出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我国的影视剧创作秉承着我国古典美学所提倡的仁爱精神,来表达对于天下众生的人道主义关怀.《亲爱的》最走心的地方在于,它有一种对于人的平等的关怀,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企业老总也好,农村妇女也罢,从不在人格上设定所谓的阶层,而是以平等温和的态度去探究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人性美,并以此来体现现实社会中的和谐美.
整部影片虽然不免刻意煽情之嫌,但不妨碍其本身所具备难得的良心意义.它试图通过“打拐”这个现实问题来牵引人们的视线,传递给观众一定的思考：对于“小人物”生活困境的关注,对于女性社会地位的关注,对于社会与时代的思考,还有对于人性美的礼赞.我们都无法避免地会卷入社会发展的浪潮,但是我们应该坚持对于人性真善美的敬仰,坚持对人性丑陋面的审视.因为只有人道主义的情怀才是使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不至于脱轨的润滑剂.
电影论文参考资料：
结束语: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亲爱的》和现实主义和小人物方面的电影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电影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