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学文、学工又学农[我的中国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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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桑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著名汉学家.首任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现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欧洲汉语教学协会主席.法国汉语教学协会创始人、首任会长及现任理事会主席.曾发表著作及作品 39 部（纸质专著、多媒体作品）、文章88篇.
到中国的第二年,我们继续留下来学习的人就可以选择专业,中方根据报的专业分配我们到不同的大学.选择文学专业的同学被分配到了上海复旦大学,而选择中文、历史和哲学专业的同学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分别在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里.这样一来,我跟其他一些法国的和别的国家的同学就分手了.来北京大学的同学中,多数都在中文系和历史系,我是哲学系唯一的欧洲学生.当时,哲学系是留学生最少的系,除了我以外,还有五个加拿大的,一个来自非洲坦桑尼亚,一共七个留学生.这时留学生是以系为单位,而不像在北京语言学院那样以国籍为单位.虽然只有我一个法国人,但是,我也不孤独,只不过我是唯一的欧洲人.我几十年以后在研究汉语学习动机时才意识到我在哲学系感到舒服的原因之一正好在于大部分留学生都集中在别的系里.可能我一直想去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想学别人没学过的专业.
其实,我在巴黎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北大这个词了,知道它有一定的名气,一定的威望.所以,得知被分配到北大的时候,我就有一点荣幸的感觉.我这儿还保留着1974年9月13日给家里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当时的感受.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刚刚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不用说,能进入威望那么高的一所大学而且能读所选择的专业,确实是一种难得的特权.学校满足了我的要求,我跟一个哲学系的中国学生同住一个房间.北大校园很大,很漂亮,建筑都是中式的,还能品味到这些建筑的古朴传统的气息.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十一’,据说会有大型活动.昨天晚上学校特地为我们举办了欢迎晚会.我们走进校门,他们按着传统,用锣鼓的声音欢迎我们.”
刚到北语的时候,我也曾想同中国学生住在一起,但学校不同意.这回到了北大,后来我们好几次强烈地提出与中国同学住一起的要求,北大满足了我们的愿望.跟我住一个房间的中国同学叫王振京,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来自唐山部队.在北大的这一年,我就住南门附近的那个26楼,我俩整整合住了一年.毕业后,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只是间接地听说他在河北工作.其他留学生也提了类似的要求,所以也都跟中国学生合住.不仅如此,北大还同意我们到普通学生食堂吃饭,以前我们都是在单独的留学生食堂吃.这样就使得我们与中国同学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不过,虽然住宿和中国同学在一起,也可以到普通食堂吃饭,但是上课还是单独的.当时哲学系没有本科,我们也只是进修一年,所以属于进修生吧.在专业课方面,因为当时的特殊背景,所以,我们学的主要是列宁的一些哲学的书,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老师也都是讲这方面的课.因为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批林批孔,我们提出想学一点孔子思想的要求,想借这个机会来接触中国真正的古典哲学.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老师还是多少讲过一点孔子的思想.
我们虽然还是上课,但因为留学生很少,课多半是辅导性质的,对我们提高阅读理解水平确实很有帮助.我当时还不是很明确地意识到将来我要走向现代汉语教学,没有将来研究汉语语言的内在意识.虽然学了中文,但是,我对哲学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选专业的时候我说反正学历史还不如学哲学,这样才到的哲学系.但是,我觉得收获最大的还是中文水平大幅的提高.当时的授课老师都是用中文讲,记笔记也是用中文,阅读的书难度也比较大.这些对我来说,是提高我的汉语语言、文字、阅读、书写、听力、表达的主要媒介.除了辅导课之外,系里有时给我们安排了一些名人的座谈.其中,有的与哲学有关,如冯友兰先生讲的就是中国哲学问题.可是,也有的与哲学无关,如费孝通讲的就是社会学问题.我印象最深的跟哲学无关的讲座是写《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浩然做的.在此之前,我已经读过他的作品,觉得他的语言很有味道,有农村气息.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讲座的开场白：“我这几天在农村,有人通知来北大做讲座.我没有做好准备,我只是来拜访大家.”听他这么说,我开始时还真以为他没有做好准备呢,后来听他讲才明白这是客套话.就像准备了一桌子菜的中国人,会客气地对你说,“吃顿便饭”.实际情况是,他讲得非常有条理,生动有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讲座时我还录了音,后来把他的讲座也翻译成法语并在法国发表了.
我们到中国的第一年,也就是在北语学习的时候,每到周末一定要进城,否则就像待在农村一样.但第二年,也就是在北大学习的这一年,我们有时候发现一两个星期都过去了,可并没有要进城的感觉.这是因为北大的环境感觉比较舒服,我们已开始真正地融入中国生活,同时还要为上课阅读做准备等等.在北大的这一年,我们更加融入了中国的生活和语言.中国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那个遥远的国度,月球上的国度.我们也从被中国人好奇围观的“外星人”到穿上中式服装,与中国普通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洋中国人”.自从在北大那一年,我的身份认同开始有潜移默化的变化.
说到这儿,我想起刚到中国后不久的几件事.那时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气温在零下十五度左右.于是,我们这些法国同学去王府井买了棉猴袄和皮帽子.根据我当时的笔记,皮帽子要人民币7块,棉猴袄儿33块.记得有一个法国同学买了一顶漂亮的动物毛皮做的帽子,要21块钱.当时的物价是10个包子才4毛钱.因为脚冷得要命,我还到王府井的一家鞋店去买鞋.服务员问我：“穿多大的？”我很自然地说：“44号.”说完以后,我的话就像有回声一样,一阵洪亮的笑声从后面传来：“44号,脚那么大！”我回头一看,后面因为我这张外国脸而走进店里的30多个人一块笑起来,很多“观众”连同卖鞋的小姐也忍不住笑起来.她因为礼貌,尽力忍住,在一片喧闹声中回答我：“我们店里没有那么大的鞋,你可以到前门附近去.”我头一回听说鞋还可以.没有想到,我第一次买鞋还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在那个时代,中国人见到外国人就够奇怪了,见到外国人会说中国话更奇怪,而看见外国人买鞋还要那么大尺码的肯定就更奇怪了.
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受到限制,出行不是很方便,只有天津对外国人是不要许可证的.所以,我们几个法国同学决定到天津玩玩.在天津的大街上,到处都有好奇的当地人围着我们,好像是看外星人.于是,我们一行法国同学决定分散行动,这样可以分流一批“观众”.大家分开走,然后到“狗不理”包子店集合.走出老远,我回头一围观我们的中国人看,围观一个金发的法国女同学的人最多.其实,这些还不算什么.最夸张的是一次去洛阳旅游,在火车站去参观一个什么工厂的时候,我们这些留学生曾经被街头上百人像看外星人一样看了很久,我还在车窗里向外拍了一张照片.这才是令人难忘的经历.
然而,我们真正走到中国人中间,是通过当时学校搞的“开门办学”.这原本是中国学生的专利,没有留学生什么事.我们是通过某种“抗争”方式也获得了这方面的机会.其中,到工厂去学工,还是在北语的时候.1974年冬天春节前后,也就是到中国的三个月的样子,看到中国同学开门办学,我们也向学校提出要求,说我们也愿意去开门办学,去工厂或去农村.但是,北语的领导坚决不同意.那时,我们也不是太听话,就问学校为什么不同意.我们愿意啊,我们想练一练我们的汉语,想了解中国.但是,校方说不行,条件太艰苦.我们说不怕苦,校方说：那也不行.
学校不同意,这怎么办呢？我们看到中国学生忙着写大字报,校园里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批林批孔运动嘛.这些大字报我们从头到尾都看过.所以,在一天晚上大概是十点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六七个留学生,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留学生,也决定写一张大字报.一支毛笔,加上墨水、胶水,一会儿就写好了.我们写的与批林批孔没有关系.趁着夜色,我们把我们写的大字板报贴到北京语言学院的大字报栏那些批判孔夫子的大字报上.上面写的是：“我们,外国留学生,也要去农村锻炼……我们希望到农村去生活,就像其他中国学生一样.”然后,我们又悄悄溜回宿舍,对自己的大胆非常得意.
第二天早上7点半,正当我看着楼下的中国学生慢吞吞地做着广播体操的时候,有人来告诉我8点去校长室.走进大厅,看到昨天夜里贴大字报的留学生都在那里.几分钟之后,学校领导进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发言之前,他先清了清嗓子,然后又干笑了几声.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了一些,可是他随后的话又加重了我们的担心.他刚笑完就紧接着说：“昨晚你们的行为很严重,已经插手到中国的内部事务来了,由此引起的处分是长期的,直到你们离开学校,离开中国.”我们对校长辩解说不是想插手中国内部事务,我们就是想去开门办学,也是想去农村.我们到中国来就是练习汉语,提高汉语水平和了解中国.反正当时与他搞得比较僵.后来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借用中国内部使用的大字报形式向学校提意见.
不过,这次事件的最后结果还不错,我们非但没有受到处分,还争取到一个“特例”,就是和中国学生一样,有了“到外面去学习”的机会.可以去工厂,或者农村.那是快到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大约是1974年5月,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得到允许,把课堂搬到“广阔学工的天地中去”,在北京的吉普车制造厂实习五天.据说,学校这样做是得到了国务院批准同意的.在这五天中,我们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参观,每个留学生跟一个工厂师傅,由工人师傅照顾.我在信中告诉父母：“我跟你们说过我们将会考试,因为说过教育要联系实际,联系日常生活,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课堂.所以,考试是用中文写在工厂度过的五天.”
去农村,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的愿望是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那一年实现的.刚到北大的时候,除了要求与中国同学住在一起,能够到普通食堂吃饭之外,留学生,特别是我们法国留学生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参加开门办学,去了解中国的农村生活.无论是在北京语言学院还是在北京大学,我觉得都是我们法国留学生最喜欢提出要求.几十年以后,意识到也法国留学生所谓是“”最不遵守学校纪律”的,或老提意见的,其实不只是某一些法国留学生的个人性格所支配的,而是一种民族特征,几百年以来传承过来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就是法国民族的特点.你看,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来自世界各地那么多的国家的学生来到北京语言学院,可是最强烈的要求差不多都是法国学生提出来的.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中国学生去开门办学了,而我们要求参加,说实话就是要有去农村的机会,不是别的.在我们来说实在太难得了.我们感觉到了中国就像到了月球,如果能到月球的那背面就更难得.其实很简单,我们提要求的主要动机,就是到工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太难得了.以“发现”为内在动因的人,到了一个没到过的地方,总会愿意去这个地方的背面！
后来每当我对中国朋友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他们总是说,你70年代在中国农村住多么苦啊.我对他们说,哪有什么辛苦,而是太难得了,太幸运了！就像到了月球一样,简直太难得了.在中国,我们去了外国人一般去不了的地方,如工厂、农村.我们特别喜欢观察,也高兴能与普通中国人对话和交流.现在,你随便问当时留学的法国同学,如贝罗贝,如果你问在中国这两年当中最难忘的是什么,他们一定会说在中国的工厂和在中国的农村.
与在北语不同,我们在北大提出参加开门办学的要求很快就被批准了.校方告诉我们,第一个学期是去农村,第二个学期是去工厂,每次三个星期.可以说,北大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但是,我因为个人的特殊情况,两次都去了农村.我第一次开门办学活动安排的是去农村,第二学期安排的开门办学活动应当是在工厂.但是,由于回国后要服兵役,我必须要比其他法国留学生早一个月回国.可是,我早一个月回国,我就要错过第二次去工厂开门办学的机会,而我又特别愿意去.在这种情况下我赶紧去找学校留学生办公室.留办的老师说：“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提出了一个办法,历史系的学生开门办学活动正好要提前到四月份,去的是农村,我能赶上,我能不能跟他们一起去？留办同意了.这样,我就在四月下半月到五月初跟着历史系的学生又去了农村.这样一来,我就成为我们所有的留学生当中最幸运的！
当然,我们留学生参加开门办学活动,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并不是单独的,而是和中国学生一起去的,还有老师带队.那时的中国同学都是工农兵学员.
第一次去农村是在1974年冬天.我们一行15个人,7个留学生,6个中国学生,2个带队老师,都是北京大学的.其中,在7个留学生中,有5个是加拿大的,一个是坦桑尼亚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我们分别住在几个农民家里.第二次是在1975年5月,也是北京附近的农村.这些村庄尽管离北京不过百十公里,但是,当时算原汁原味的农村,一台拖拉机都没见过,大多数村民还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当然,我特别地注意观察,注意与他们交流.直到现在,我还很难忘当时与农民的一些简单的对话.总的说,他们问问题时,说话不多.
所以,他们问的问题中,有些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含义是什么.有的问题很简单,可是问题在于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比如,问我“你的国家在哪儿”.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你回答说在法国,可他们不知道法国在哪儿.你说在欧洲,他们更不知道欧洲在哪里.最后,我只好告诉他,法国在太阳落山那个方向,在中国的西边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才满足了他的问题.比如,有的老乡问我：“你们国家一天当中有多少小时？”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或许太简单了,可是别忘了,中国农历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大概两小时.再比如,许多老乡甚至还包括坐火车时碰到旅客,时常问我们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甚至也很难听明白：“你们国家的主食是什么？一天吃几顿饭？”我当时已经知道主食,可是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过了快半年我才知道怎么回答.当时,我告诉他们,我们国家其实没有主食,后来又说我们国家的主食是面包,再改口说我们的主食是土豆.过了许久,我才真正地领会了主食这个概念,才回答说.其实,法国没有主食这个概念,但在中国,主食和菜区别是非常明确的.当然,如果什么问题问得都不很明确,但是,我觉得,弄清楚了还是很有意思的.当我说法国人一天吃三顿饭的时候,问我的那位旅客有一些惊奇地说：“法国是发达国家,一天可能会多吃一顿.”
两次在农村的六个星期里,我吃住和劳动都和老乡在一起,睡的是火炕.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不吃早餐先去田里干活.当然,活儿比较轻松,因为我们劳动也是形式上的.八点钟回来,然后我们跟老乡一起吃早餐,多半是棒子面粥.三个星期可能就吃过一次肉,主要是蔬菜.我在家信中对妈妈说：“如果妈妈在中国会很舒服,因为这里顿顿吃蔬菜,连医生开方子都可能开的是蔬菜.”但是,我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的真正生活,所以也不觉得苦.一句话：难得！
一般来说,村子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一次,一个人来宣布晚上有电影.中国北方的夜晚很长,6点天就黑了,很冷.我们欢欣鼓舞,直到听说这是一场流动放映的电影,也就是说是露天电影.放映电影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坐在离地20厘米高的小凳子上,所有的村民都聚集在展开的屏幕前.电影是关于抗日战争的,西伯利亚干冷的北风吹来,打在脸上.我们蜷缩在厚厚的棉衣里面,盼望电影快点放完,重新回到“家”里那热乎乎的火坑上.我们清楚,村民与其说是来看电影,不如说是参加一场活动,一个劲儿盯着我们看.既然我们不可能离开,于是就保持面色平和,让参观者感觉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就坐在那里,瑟缩着,僵硬着,直到电影结束.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大概发生在第二次在农村的时候.一天,吃过晚饭.老乡家吃晚饭很早,还不到6点钟.饭后,这家的老父亲出了门,他从黑色棉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烟袋,很长、很细,放上烟丝,一边抽烟一边看天.由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也跟着他出了门.我走在田埂上,琢磨着传统民居冲南的好处是可以抵御北方的冷风.他不吭声我也不吭声,安静地待着盯着满天的星星.过了一会儿,他抬起手臂指着月亮说：“那上面,是月亮.”我点头称是.又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我又听他喃喃地说了几个字：“那上面有树.”我以为他说的是院子里的树,只好点头答应,我在阴影中努力地猜他讲的话.也许意识到我没有明白他的话,他又说：“在月亮上,有棵树.我们今晚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知道中国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但暗自希望他把话接着说下去.所以,我就不吭声,想接着听嘛.又过了一会儿,他好像自言自语：“在月亮里面的树上,有一只兔子.”这就是那天晚上他说的全部的话,也是我在他家住的三个星期里他与我讲的最长的一段话.
在中国农村经历的这样一些小的事情,对我们老外是一生中很难忘的.在中国的两年,我们不仅提高了中文水平,学到了许多中国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知识,而且对中国社会也有了很多的了解.我们不仅来到了遥远的、月球般的中国,而且经过两年的熏陶,在许多方面也快成了中国人,吃中餐,穿中式服装,说中国话.我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到北京没几个月,1974年1月16日,我在信中告诉家人：“北京这儿喝的饮料有啤酒,主要的就是热水,到处都是喝热水.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终于习惯喝茶了.”
我讲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刚到北语的时候,和我住在同一层的隔壁房间的一个中国同学特别开朗,喜欢聊天.有一次,我们谈起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外表和行为举止的不同时,他说：“我觉得你们走路很特别.”“有什么特别？我觉得很正常啊！”他坚持说：“反正就是特别,怎么特别也不好说.你们走路像跳一样.”我心里好笑,嘴上仍说：“什么呀,我们跳就是跳,走就是走,怎么会走的时候像跳一样？”后来,我在胡同里观察北京人走路才发现,的确有些不大一样.北京人走路是慢悠悠的,踱着步,有点后倾.西方人走路是往前探着,走路上下的起伏比较大.我到巴黎后,哥哥到戴高乐机场接我.看我走路时,他的眼神有些奇怪.过了两三天,哥哥跟我说：“你现在正常了.”我说：“什么正常了？我不明白.”他说：“你走路恢复正常了.我去机场接你回巴黎的时候,必须拉着你才能过马路,因为你步行特别慢.现在腿终于又恢复功能了.”现在想来,我大概当时确实融入了北京的生活,走路慢条斯理,走的方式也和中国人一样了.但是,我自己倒没有觉得.不过,我刚到巴黎的时候,确实有些地方不习惯了.比如,在当时的北京,餐馆很少,全北京市可能就几百家餐馆,据说原来有一万来家.可是,我到了巴黎市区发现刚路过一个面包店,没隔20米又是一个面包店.我觉得很别扭,这无疑是受在北京的经历的影响.后来过了两三天,我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还有一个例子,刚回到法国,我听到法国人聊天时,总觉得他们谈的话题太肤浅,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人和心才真正回到法国.
总之,我还是坚持这一点,在北京留学的这两年,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不仅仅是喜欢,而且比喜欢更高一层,是难得,每一天肯定都会有值得发现的现象.假如你能有机会去月球,不论条件如何,你都不会感觉到困难或痛苦.巴黎和北京当然有很大的差异,尤其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我现在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北京的冬天,因为那里有太阳.所以,天气冷不是困难.在我印象中,真正感到困难的是非洲留学生.非洲留学生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主动表示愿意来中国的.可能是先表示愿意去欧洲,后来被分配到中国.我们是主动愿意来中国的.我们是以汉语汉学为专业的学生,所以学习的动机非常强烈.不仅如此,中法在各方面的差异更加吸引着我,无论是日常生活方面的差异,还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或者当时政治背景的差异,都是如此.我觉得中国真是有一些古怪,但很感兴趣.就是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我们自己订了一份《人民日报》,目的是为了提高中文水平,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
正是因为喜欢和难得,所以在这两年间,我在假期的时候都决定不回国.我虽然也想家,可离不开“难得”这两个字.这可能是我个人的特征,即在人生发展中倾向于愿意发现,我很明确地属于这一类人.我在法国有家,有朋友,肯定会想念他们,想念达到什么地步我也不知道.毫无疑问,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当然想回国,但没有.我告诉家人,暑假学校会统一安排一次旅游,非常难得,我要在中国去旅游.我们先去了长沙、韶山、广州,然后又去了西安.
因为任何事情都很新鲜,再加上特别愿意发现的主观因素,所以,我从早到晚对什么都很新鲜,印象都是很深,包括一些最具体的情景.到中国第二天,我第一次去买文具,问售货员多少钱.她可能因为从来没见过老外说中文,所以没有回答,而张开大拇指和食指,我当时不知道这是八块钱的意思,所以给她两块钱,她笑起来.还有在邮局给我父母写信,第一次见到很特别的邮寄方式,一张纸一面写信,写完后折起来,另一面就成了信封,邮票已经印在上面,填上地址就行了.我很好奇,上面还印语录什么的.
在中国的这两年,我的感觉就好像是第二次出生,其对于我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是在各方面,不光是就业,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我的身份认同.再加上一个“难得”,可以想象这两年对我意味着什么.只有看到这些,人们才能明白在中国留学的这两年在我一生中有多么重要.我只能这样说,这在其他国家或通过其他途径是难以获得和难以经历的.因此,我在回国的时候,不是快要到家了、快见到分别两年的父母亲人时的那种兴奋,而是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惆怅.在中国的这两年,除了国庆节、蓬皮杜逝世和一次总统大选,我很少去法国大使馆,总是关在学校里面,在纯粹的中国环境中读书学习,基本上被汉化了,并且自称“老海淀”.我说这话并不过分,因为当海淀还是乡村一样的与中国人合影海淀镇的时候,我就了解它了.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已经完全变样了.
我是1975年5月回国的,那天大概是l 5号.由于情况有点特殊,我比其他法国留学生早一个月回国,是一个人独行的.那时候法国有一个制度,当兵是18岁,读大学可以往后拖,最多可以拖到25岁.我是5月出生的,所以得提前回国,赶在25岁之前去办理一些手续.结果我就没有赶上毕业仪式.最近,我拿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照片,就是北大结业的照片.是那种长方形并且很大很长的那种.上面有中国老师和第一届交换生,但是没有我.虽然我没有参加合影,北大还是给了我一张,让我的一个同学带给我.可是,他回国后没找着我,后来把电子版发给了我.我第二次不是提前与历史系的同学去农村吗,从农村回到北大的第三天,我就打行李回国了.有关部门已经提前告诉了我回国,机票是法方提供的.
记得离开北京的那天,天气不错.刚来北京的时候在机场上看到的标明航班的小黑板没有了.可见,北京在这两年时间中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当天的飞机航班不用再写在可怜的小黑板上了.学校有人把我送到机场.我一个人孤单单地推着那种超市的手推车,一直走到法航飞机的舷梯下.当时,说实话我有一点点难过,就好像离开已经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的中国文化、中国语言,它们在我心里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那一班法航飞机上没有多少人,空姐走到我跟前微笑地打招呼：“你好！”我礼貌地回了一句：“你好！”但是,我因为好像就要离开家那样心情不是很愉快,所以没有心思和她多说话.她又问道：“您在北京住了几天？”我说住了两年.空姐吓一跳,说：“这怎么可能？”我告诉她我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她又说：“那您给我好好讲讲中国吧.”看来她不很了解我即将离开的这块土地.我心里很难过,不想多说话,只是回答：“好吧,等一会讲吧.”
飞机滑向跑道,我想听听音乐,于是就打开了音乐频道,戴上耳机.音乐传来,又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偶然.我听到了一首非常流行的法国歌曲,名叫“Capri,c’estfini”（结束了,佳普利岛）.对这首歌,我非常熟悉.它讲的是一对恋人在意大利风景如画的佳普利岛上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结局是无奈的.后来就开始流行什么都说“结束了”.没想到在北京的机场离别的时候,戴上耳机正赶上歌手唱至那句“结束了”.好像上帝有意安排一样.是啊,我的北京之行真的结束了.心里酸酸的,难以排解.
前面讲过,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我的朋友因为幽默同时也可能有意地给我起了“中国人”这个外号.如果我坚持去学西班牙语,会有人给我起个“西班牙人”这样的外号吗？肯定不会.也不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主修西班牙语？我在自己的一本书的引子中说过,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您贵姓？”,而是“你为什么学汉语”.我算过,在过去四十年里,平均每周有三次这样问我.我的回答可能会使大多数人感到惊讶,我说：“我学习汉语就是为了以后能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学习汉语.”这不是文字游戏,如果仔细思考一番,人们就能品出我这个答案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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