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对赣南钨矿工人生活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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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是民国年间帝国主义在中国激烈竞争的军用原料,“用处是掺到铁里面去减少传热”.掺钨制造出的钨钢,被称为高速工具钢,耐爆炸,“军舰的甲板,大炮的A管以及种种高速度机械、器具、军用品、磁石等均以此为材料”.纯钨还可以用来“制造电灯内的丝线,厄克斯光的阴极,内燃机的电接触点,与玻璃及瓷器等物的着色剂”.可以说,钨实为国防及工业上不可或缺的原料.缺之,战时失去战斗能力,平时失去工业能力.中国钨矿资源占有量列世界第一位,主要分布于赣湘粤等省.赣南钨矿于1917年间发现并开采,1918年钨矿产量“已达2200吨”,“较湖南、广东之产额均多,约当此二省之钨产总数”.1928年至1930年间,中国每年的钨矿产量约8000吨,占世界钨矿产量的70%.其中,赣南钨矿产量约占中国钨矿产量的70%,约占全世界钨矿产量的50%.1929年1月,率领红四军下了井冈山.随后,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提出“争取江西”和“打通闽粤赣三省边界联系”的战略计划,在农民武装建立的小块红色割据区域的基础上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1930年4月,对赣南钨矿工人生活进行调查,写下了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调查钨矿工人生活不仅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赣南革命斗争,而且是由于他认为钨矿开采和钨砂贸易对稳定苏区财政收入有着重要作用.
一
1930年2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共同前委.3月18日,在赣州城郊楼梯岭主持召开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和今后的行动计划,并以共同前委的名义发布《前委通告第三号》.通告指出,金汉鼎师开往福建,企图和刘和鼎师夹击卢兴邦部,进占福州,决定红军利用“赣南、闽西空虚”之机,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红四、红五和红六军以三个月为期,分别在赣南、赣西、闽西等地游击,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赣、粤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其中,红四军的游击区域是赣南的赣县、于都、瑞金、会昌、南康、信丰、安远、寻乌各县,东江的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蕉岭、大埔等县,以及闽西的上杭、武平、长汀、宁化、连城等县.4月11日,红四军攻克信丰县城.在信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司令和纵队党代表会议,决定向寻乌、会昌推进.4月15日,红四军到达信丰县新田圩.随后,红四军兵分两路：前委和第一纵队前往会昌县,第二、四纵队前往安远县.4月17日,、朱德率领第一纵队攻克会昌城,住在东街孔圣殿.红四军在会昌城中张贴标语,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
1930年4月18日,盘古山特委书记刘义顺（原名徐复祖）带领钨矿工人和青年农民300余人来到会昌城,向前委汇报工作,并要求加入红军.在与孔圣殿相邻的陈家祠堂接见了刘义顺、钟元璋等盘古山特委代表.盘古山是位于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之交的钨矿山,后被改名为仁风山.为发展四县边界的革命斗争,前委决定将盘古山特委改为安于会赣边界特区委,任命刘义顺为书记,隶属于赣西南特委东河行委.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辖境,“南至重石（八十里）,北至禾丰（即黎邦桥）小溪（约七十里）,东到庄埠（六十里）,西到小坌（七十里）,南北百五十里,东北百三十里”.前委决定以前来会昌城的钨矿工人和青年农民为主体,成立红二十二纵队,谢海波为纵队长,刘义顺为政委,发给48支、960发,并派了四名红军干部帮助纵队工作.4月20日晚至22日,在敌情严重、随时准备转移的情况下主持召开了两天两晚的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有“刘义顺（特委书记）、钟亮照（仁风山矿工）、钟文亮（茶梓圩农民）、钟元璋（乱石知识分子）、刘大训（乱石小学教员）、潘云宾（赣县爆竹工人）、王海中（乱石农会委员）”.把调查记录整理成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共分七个部分：（一）仁风山及其附近；（二）矿工和我们的斗争；（三）四周反动势力和他同革命群众的斗争；（四）旧的田地分配状况；（五）农村人口成分；（六）剥削状况；（七）党及党所领导的斗争.
二
在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中,首先记述了赣南钨矿开采总的情况.在赣南,开采钨矿的矿场,最大的是大庾、崇义之交的西华山和洪水寨,有矿工约一万人.第二是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之交的仁风山（又名盘古山）和丰田山（又名铁山垅）,工人经常有2000多人,冬天矿干易采的时候有6000多人.第三是定南的龟尾山（又名岿尾山）和龙南的袁屋山,龟尾山有工人二三千人,袁屋山有工人1000多人.认为,钨矿工人是最受压迫、最具革命性的,将是赣南斗争的领导者,因此“我们对于这一区是要比赣南其他的农业区域多加一些注意”.他在调查报告中重点记述了仁风山的情况.仁风山原名盘古山,刘义顺在回忆文章中说到将“盘古山”改名“仁风山”的情形.在调查会结束的时候,问：“盘古山的名字太老了,改作仁风山可以不可以？”刘义顺回答说：“钨砂局设在仁风圩,上山下山的人都要经过仁风圩,改作仁风山,人人都会懂得.”仁风山位于四县之交,经天心、重石去安远县城有180里,经黎邦桥（即禾丰）去于都城有120里,另经小溪去于都城（小路）有110里,经庄埠去会昌城有100里,经马岭、牛岭、小坌、王母渡去赣州有180里,经小坌去信丰有120里,另经塘村、龙布去信丰（大路）有150里.
在调查报告中记述了美英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商人之间和两派买办阶级之间的竞争,以及他们购买钨砂所走的路线.1922年,美国商人向国民政府取得赣南钨矿开采的包办权.英国商人与美国商人竞争得很厉害,但碍于包办权,只能在美国商人不能来的时候上山收买些钨砂.美国公司设在上海,九江、赣州设有分公司.英国公司设在香港,和平、平远设有分公司.他们派买办商人到矿上收砂.仁风山钨砂从鱼公埠下河,丰田山钨砂从白莪下河,从于都去赣州,这是美商的.英商购买仁风山钨砂,经重石、安远城往和平.因安远驻有红军,英商运货不敢走安远城了,改从重石走信丰边境出定南往和平.英商购买丰田山钨砂,一部分经筠门岭出平远,一部分经重石到和平.
在调查报告中,重点记述了仁风山和丰田山钨矿工人的生活状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占制度下钨矿工人吃苦.美国公司不能来的时候,英国公司就乘机偷买.但美国公司回山后就会把砂价压得很低,有时低到一半.如工人把钨砂以28元100斤卖与英国人,美国人回山时即把砂价压低到14元100斤,因此工人很痛恨美国公司.工人将钨砂偷着卖与英国人时,缉私队就将钨砂没收,靖卫团也是这样.
（二）采矿的组织.1929年以前的采矿组织是小资本家设棚,雇用工人采矿.资本有少到50元的,多的不元,普通每家300元.这种小资本棚厂很多,仁风山和丰田山共有六七百家.小资本棚厂的剥削很少,只是出资本的人每月不做事,能够分得和工人同等的一份红利（伙食、开过工钱之外的余利）.由于美国公司低价收砂的压迫,1929年起,小资本棚厂纷纷倒闭,剩下的不过几十家了.小资本棚厂所雇工人的工资,每月8元到14元.小资本家既倒,代之而起的是工人合股的组织.工人自己凑股,每月工人出洋六元到十元,以维持一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为限度.这种合股组织,普通是六个人,有的少到三个人,也有多到13人的,“兴盛棚”“合盛棚”等等就是他们的称号.每棚公举一人主持棚务,叫做“管数”.这个人除负责卖砂、记账之外,还负责买菜及烧饭.每月分钱,管数的亦如其他人一样只得一份,没有剥削.
（三）山上的大剥削者是小贩团公司.仁风山上有小贩十多个,同和平客子（来自和平县的商人）勾结着.他们让和平客子不要上山来购买钨砂,对于工人他们则压低砂价,取得厚利.如砂价照市价有小洋56元100斤,小贩对和平客子说:“你不要上山,我包你以四十元得到百斤砂子.”和平客子不上山去了,小贩乃以20余元100斤甚至十五六元100斤迫着工人卖砂.工人不卖砂没有饭吃,只好低价卖.还有所谓“大秤”,也是小贩们所干.山上的秤随时由资本家“加”起来,由“加一”“加二”一直到“加五”.什么叫“加五”？就是一斤半只当一斤,150斤只当100斤,就是霸蛮地吸取工人血汗一半的骇人听闻的剥削.“压低砂价”和“增高秤量”是仁风山以及别的钨矿山的工人最感痛苦的两件事.他们为着这两件事不知做过多少艰苦的斗争而始终没有解除.
（四）采矿的技术.一律是手工.
（五）工人的籍贯、成分、生活和年龄.仁风山的工人,赣县最多,500多人；于都第二,500人,比赣县只少几十人；南康第三,300多人；信丰第四,200多人；广佬第五,100多人；安远第六,60多人；会昌第七,40人；湖南第八,30多人.以上人数,包括挖矿的和做小生意的.此外,本地（安远、会昌二县附近）供给山上粮食的,共有200人上下.仁风山的工人总共有2000人.仁风山采矿是1922年才开始的,起初都是湖南人,共1000多人.湖南人于1922年开了仁风山,1923年又开了丰田山,后与本地禾丰人冲突,打了一架,湖南人失败,又因不服水土死了90多人,于是大多数移向西华山去了,剩下的不过是极少数.工人半数是各地失败不能回家的农民,半数是各地的流氓地痞,也是回不得家的.其中,40%是12岁以上、20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工作是捡砂子和洗砂子；40%是20岁到40岁的壮年人,他们都是挖砂.此外,还有20%是40岁以上的老年人（部分是老婆子）,工作多半是做饭、做生意、记账.丰田山的工人,本地禾丰人最多,占70%,都兼着作田.这70%之中,有一半是妇女,住在山的附近,白天上山挖砂,晚上回家睡觉,共有1000多人.此外,赣县人约100人,于都、南康、信丰人各数十人,都住在山上以挖砂为常业.工人每人每月除吃饭外,约有剩余小洋12元,平均每日有四毛.工人有家眷的占5%,95%没有.他们每日四毛的用途是穿衣、吃、赌、嫖.、赌、嫖三样是和缓工人斗争和绊住工人不能回家的三条锁链,因此他们的生活和道德都是坏的.靖卫团在山上抽捐税.赌捐,每天每张桌子两元到三元；烟捐,每盏火每月四元；棚捐,每个棚子四毛；门牌捐,普通每户两毛,时间不定.还有地方劣绅抽的.外地人新来山上的,一次一毛“过田礼”；山上工人砍毛柴烧,每人年出一毛,称为“毛租钱”.
（六）仁风山的党和党领导的斗争.1929年8月,赣南特委派刘义顺到仁风山,开始组织党.9月,有了四个同志,成立支委会.12月,有了三个支部,14个党员,均为矿工.有两个支部能起作用,一个在赣于两帮中,一个在信丰帮中.另一个在南康帮中,只有三个党员.因南康帮工人受资本家利用,一部分颇反动,故这个支部不起作用.三个支部统辖于特支.1930年2月,在特支指导下成立了“仁风钨矿工会”,秘密的.会员第一天有15个,第二天发展到29个,第五天又加二十几个,再过五天又增加二十几个,很快地发展到会员200多人.工会执行委员七个,三人为常委,六天开会一次.依“赣县于都”“信丰”“南康”三大帮各设一个分工会,每支部领导分工会一个.
钨矿工会成立以来发动了一次武装,提出了政治行动的口号,“是工人掌握仁风山的第一声”.自钨矿工会成立之后,资本家就十分关注,驻扎仁风圩上的安远局和仁风靖卫团便扬言捉“土匪”.2月底,靖卫团上山捉去会员四人,后设法保了出来.3月1日,又捉去二人,解往安远.工会召开大会,议决将两人抢回.当靖卫团把两个工会会员解往安远路过茶梓圩时,工会的群众会合茶梓圩革命农民一起把两名会员抢了回来.局、靖卫团气得要死,越发扬言威吓,天天说要捉人.党即决定用工会和党的名义发布宣言,张贴标语,提出“打倒局”“打倒靖卫团”的口号,贴了六七百张,所有山上棚子贴满,仁风圩、茶梓圩、乱石圩都贴了.在党的盛大宣传之下,公司、局及靖卫团不明虚实,以为工人有（实际只有刀子）,不敢上山.不料工贼陈东仔、曾宜宝向资本家告密,资本家不怕工人了,于4月5日上山捉人,捉去工人罗汉福,并把他的东西一起抄去,解往安远县坐监.这次红军到安远县,城内反动派手足无措,他才逃了出来.盘古山特委布置了一个仁风山计划,要乱石、茶梓两处帮忙,定期于4月7日仁风圩逢圩那天,在人山人海之中抢靖卫团的,计划由两名工人徒手捉一个靖卫团兵.不料乱石农民适于其时要打黄沙,把仁风山的计划给岔断了.4月15日,工会工人和南康帮反动工人因故发生冲突,靖卫团上山帮助反动工人,对工会工人放.工会工人200多人站在山上,拿了石头和站在山腰的靖卫团兵对敌,居然把靖卫团打退了.这次红四军到会昌,盘古山特委和钨矿工会率领工会勇敢会员偕同乱石、茶梓圩的农民到会昌城,领组织游击队,“名曰江西红军二十二纵队”.称,这样就“不怕靖卫团不消灭了,工人就可以组织苏维埃掌管仁风山”.
三
调查赣南钨矿工人生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赣南革命斗争.正如他在调查报告中所说：以仁风山为中心成立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非常重要,“这一区域的工作发展了,粤赣的红色联系才可以实现”.而且,在仁风山和丰田山有“最受压迫的最革命的矿工数千”,“这些工人将是赣南斗争的领导者,所以特区党的任务很大”.
1930年4月22日,安于会赣边界特区委书记刘义顺率领新成立的红二十二纵队返回仁风山.4月24日,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会昌城.4月25日,到达会昌县南部的筠门岭.5月1日,收到刘义顺给前委的信.5月4日,以前委的名义给刘义顺回信并转四县边界特区委.在回信中,指出刘义顺在来信中谈到的红二十二纵队“以工人调换流氓政策”是对的,同时认为要加紧对流氓（即游民）的改造,要求红四军派去的人对红二十二纵队“加勤训练”,特别对中间有希望的分子“多与谈话,使那些坏分子孤立,不敢公然作坏事”.因为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是“流氓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地方”,在回信中重点阐述了党对流氓（即游民）的策略.他首先分析了流氓的优点和缺点,说：“你们那些地方的党,不仅要防止富农侵入,还要防止流氓侵入.我们不是站在资产阶级地位反对流氓.那些富农得权的地方,他们是反对流氓的,他们是把打流氓和同打土豪一样地打的.我们的观点完全与富农相反,我们是同情于流氓的阶级地位的.我们是承认流氓有革命性的,在农村斗争初起时,流氓还是革命的先驱者.我们所反对的是流氓的思想——流氓的政治主张.他们是大烧大杀大抢的；他们是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喝的；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子到处乱跑.这些主张和行动都是与我们的主张行动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坚决反对这些主张和行动.”在谈到党对流氓的政策时说：“我们要准许流氓分得田地,要准许流氓参加适当的工作,要准许他们有苏维埃选举权被选举权,要给以他们以戒脱和的犹豫期间……我们对于流氓的策略是,积极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但同时知道他们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失业）所产生的政治主张是错误的,不要他们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占多数；不要他们在一切地方居领导地位,除非他们在斗争中洗刷了错误观点.”还提出：“党内要坚决防止流氓成分的增加,如同坚决防止富农一样.因为富农多了就成了国民党,以前宁都的党就是这样的；流氓多了就成了‘土匪党’,桥头就是这样.”
刘义顺在给前委的来信中还附了仁风钨矿工会对英商的宣言.在回信中指出,“钨矿工会对英商的宣言在政略的大体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有两个小缺点.一是在这个宣言中还是要指出“英美两公司同样是剥削工人的”,只是英商因为没有得到包办权,表现的罪恶不如美商之大,而英商主张的“自由营业”是于工人有利的,所以工会也同样主张,而不是“赞成”.二是对于商人和小贩的策略从前虽然有些错误,却不能在文书上对他们“承认错误”,因为他们是资本家,“要提防他们拿了这句话下回进攻我们”.因此,宣言中的措词应该是：“从前本会对付商人和小贩的策略措施,有些与实际情况不甚切合,在商人小贩承认从前错误,服从本会主张的条件之下,本会可以酌予修正”.认为：“这与有时我们对工农群众承认错误（如在曾经大烧大杀过的地方）完全不同,因为工人是我们自己的阶级,农民是我们的朋友阶级,商人小贩则是敌人阶级.我们对工人和农民公开承认错误不是唯心的‘改过’,而是为了争取那些脱离我们的群众,使他们重复回来,只有好影响没有坏影响的.你们对于黄沙的农民就应该这样的.对于资本家的商人和小贩甚至帝国主义的英商则时时刻刻要占着地位,时时刻刻防止他们反攻.”
在回信中还要求四县边界特区委迅速召集扩大会或全区代表大会,会议的任务是：（一）检阅从前工作,纠正从前错误；（二）改选指导机关；（三）布置全区工作——怎样分配土地,怎样建设苏维埃,怎样组织赤卫队和扩大红二十二纵队,那些没有的区域,怎样发展党与群众的组织,怎样派游击队去缴反动武装、发展群众武装.这次会议至少要开一天,事先特区委要有准备.对于改选,特区委及各区区委要准备候选名单.说：“这种会议在你们那种斗争紧张的区域,至少每两个月要开一次.”此外,凡属重要些的问题,都要经过特区委讨论决定,把决议案报告赣西南特委南路行委.各区由各区委讨论决定,把决议案报告特区委.各支由支委讨论决定,决议案报告区委（不会写字的口头报告）,以建立一贯的“集中指导”精神,极力减少个人领导.重点强调：“在你们那些地方,开始创建支部生活是一个重大工作.要以仁风山有训练的工人党员派往区内各地去创建支部,领导农民.”
在前委指示信的指导下,1930年5月中旬,安于会赣边界特区委在仁风山钨矿附近的杨家祠堂召开会议,选举成立了安于会赣边界苏维埃政府,主席黄祥高.四县边界苏维埃政府后迁到茶梓圩,下辖茶梓、乱石等区苏维埃政府和浮槎、大江头、晓垅、牛岭、马岭、小坌、庄坑等乡苏维埃政府.
为更好地指导赣西南的革命斗争,还将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和《对流氓和对农民武装的策略——前委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的信》送给赣西南特委.1930年6月4日,赣西南特委将这两个文件油印,并下发给赣西南的党组织.
四
在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中记录了赣南钨矿的开发史,特别是仁风山钨矿、丰田山钨矿的开采历史、开采技术、采矿组织、钨矿工人成分结构、外国资本对钨矿资源的掠夺与相互竞争、钨矿工人的自发斗争等内容.这为随后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苏区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和苏维埃国家银行,根据有关发展苏区经济工作的指示,拟定了“经过详细调查、恢复和提高钨砂生产”的方案.时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到仁风山和丰田山进行调查,提出恢复苏区钨砂生产的几条意见：“（一）立即组织矿工恢复钨矿生产.（二）像‘扩红’一样,扩大工人队伍.发动在矿工人向亲戚朋友写信,特别是技术熟练的工人,要他们赶快回来.（三）特支委和工会要关心工人的疾苦,尽量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四）钨砂由苏维埃政府统一收购.（五）成立一个钨矿公司,领导苏区的钨砂生产.”1932年春,中华钨砂公司在丰田山成立,统一领导苏区的钨砂生产和购销.为加强对钨砂生产的领导,1932年冬至1933年冬,毛泽民还亲自兼任中华钨砂公司总经理.中华钨砂公司拥有职工最多时达5000人,下属有公营丰田山钨矿、小垅（泰和）钨矿、白莪洗砂厂和仁风山、上坪、庵前滩、昊坑、蚁蚁山等五个集体生产合作社,年产钨砂最高时达4000吨.其中,1931年仁风山刚恢复生产时,钨砂产量只有100吨左右.经过努力,到1933年时钨砂产量已达750—760吨.苏区时期仁风山矿场共生产钨砂2000多吨.
多次强调钨矿生产在苏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933年8月12日,在赣南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一方面把苏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的（不是无限制的）运输出口,卖得高价,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换得现洋,购买必需品进来.努力去发展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的生产,使明年的收成更加增多,使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种种特产恢复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比如钨砂,就是一种很有希望的工业,因为帝国主义军事工业的需要,这个钨砂出口是有极大希望的.我们要准备几千几万人去开钨砂矿.”1934年1月24日下午和25日上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代表大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时指出：“苏维埃有计划的组织对外贸易,并且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商品的流通,如食盐与布匹的输入,粮食与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苏区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他在列举苏区恢复与发展工业计划的主要的部门时把钨砂列为第一项.他说：“钨砂、煤、铁、石灰、农具、黄烟、纸、布匹、糖、药材、硝盐、樟脑、木材等项,应当是主要的部门……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苏区钨砂的出口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经江口向赣州出口,另一条是经新泉向福建出口.苏区通过钨砂的对外贸易,获得了重要的资金和财政收入.仁风山采出的钨砂以每担9—15元的交售给苏区对外贸易局,外贸局以每担45—90元的销往白区,扣除运费每担约3—6毫洋,剩下的几乎都是利润.此外,苏区还通过征收钨砂出口税又获得一笔财政收入.根据1933年前后执行的税则,苏区的出口税要比进口税重,而钨砂出口税又属于出口货物中税率最高的,达到50%.有学者认为,苏区从钨砂贸易中得到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0%（见《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第130页）.虽然这个数据可能估算偏高,还值得进一步考证,但是能够说明钨矿开采和钨砂输出对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有着重要的意义.（编辑?黄艳）
作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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