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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红色体育大众化的生成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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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政治化是红色体育的重要的内涵,这源于近代中国耻辱的集体记忆和抗日战争战场的直接经验.体育政治化为红色体育的大众化铺垫了政治、文化和社会情绪.陕甘宁边区红色体育以高度的体育政治功能为目标,采用领导集体垂范、土洋结合、学校示范、群众参与等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众化体育,凝聚了人心,强化了民力,移了风易了俗,为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体魄健康的后备力量.陕甘宁边区红色体育大众化的实现对于当前我国从精英体育到大众体育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陕甘宁；红色体育；大众化；生成机制；意义

红色体育在我国的出现具有深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价值.现代体育是社会现代化的突出标志,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据的,满足了人们由工业化社会剩余产品大量出现,而产生的对社会闲适的需要.现代体育经过了由精英体育到大众体育的发展过程,并在大众化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产业.我国的现代体育是随着近代闭关锁国的大门被逐渐打开而传入的,作为一种舶来品,它不同于我国传统体育的精气神.因而,建立在贫弱国力以及不同文化气质基础上的我国现代体育一开始就表现出与西方现代体育的位差,并被一些“西方中心论”者斥之为“东亚病夫”的国度.在这种偏见中艰难发展的我国现代体育,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深层的争取国家平等的政治化内涵和民族尊严的价值坐标.以中华民族先锋队代表的身份出场的,将这种价值追求以红色体育［1］的形式展现出来,从根本上反映和代表了人民大众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族尊严的合理政治诉求.

1体育政治化是红色体育的重要内涵

现代体育是由近代大工业生产支撑的消费社会的重要生活方式.由于不同国家走向工业化的方式和时间不同,社会生产力存在显著的梯度差,进而,也使不同国家的现代体育发育和发展水平,呈现出整体性的差异.旧中国作为一个“外源后发”的老旧大国,在引入由先进社会生产力支撑的现代体育时,自然无法与那些“内源先发”的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较.发育迟缓、进展乏力是旧中国发展各种包括现代体育等新事物的基本形态.因而,围绕这个老旧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的被帝国主义“污名化”和“屈辱化”以及由其民众去“污名化”、“屈辱化”的过程,就成为近代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斗争中的重要内涵.体育的政治化表征和体育政治化意涵的内在建构就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

“东亚病夫”的民族集体记忆是近代中国体育政治化最根本的原因.“东亚病夫”,这个近代“污名化”中华民族的称谓是帝国主义列强依仗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发优势,以及建基于“西方中心论”上的偏见.它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体魄上的蔑称,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污名”.“东亚病夫”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耻辱”的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这个耻辱的集体记忆,时刻挑动着中华大众的神经,也激励着中华大众不断地去用各种方式洗刷这种耻辱.既然“祸”从羸弱的体魄而出,那么,强健民族体魄,振兴民族精神就应是爱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共识.在这其中,首推那震撼心魄的呐喊：“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显然,这种呐喊反映了我国现代体育发育和发展的背景条件,是明显不同于西方现代体育孕育的环境条件的,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发展现代体育的意旨不同于西方所宣扬的“不涉政治”的价值内涵,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涵和政治功能.体育是“强”人,更是救国.

抗日战争战场上的直接经验是中国体育政治化的直接动力.把体育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国际背景决定的；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诉求.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展体育是强健民众体魄、振奋民族精神的话；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它则直接地表现为培养健康体魄的民众,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个目标来自于抗日战争战场上血与火的直接经验.对于红色体育的这一功能,朱德总司令这样说道：“从华北我们军队与敌人的作战中,使我深深感觉我们在体力上是逊于日本很多的.回到后方,看到机关学校办事人员多文弱多病,动作迟缓,精神不振的样子,这种感觉更为强烈.用这种体力去跟敌人竞争,不论在战场上,在工作中,或在学习中,我们都要吃亏一着的. ”同样提出这种认识的还有来自抗战一线的贺龙.他提出：“体育运动军事化”,强调部队开展体育运动,要突出军事项目,让体育活动富有群众性、战斗性,直接为抗战服务.叶剑英作为八路参谋部领导显然对此更具有全局和宏观的认识,1942年他说：“没有‘铁汉’般的体魄,是受不了战斗的锻炼的；没有‘金刚’般的钢筋铁骨,是杀不胜日本鬼子的.”

将体育政治化和大众化,是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的体现和反映.面对兵强马壮、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军队,采用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和国民党政权存在着政策分歧.在看来,唯有全面的和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才能真正地救国、救民.发动民众,武装民众,使之能战,既是的抗战路线,也是当时中国在敌强我弱的战略背景下的现实之举.武装民众,不能仅有政策思想的宣传和民众抗日思想觉悟的提高,还要有能够支撑到前线抗日的强健体魄和必备的军事素质.为此,1937年在延安召开的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上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在与敌人长期斗争中取胜,所赖于比敌人更能动手动脚,……尤须有体育运动以锻炼我们的身躯.”这应该是对全面抗战路线与体育政治化、体育大众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最早的深刻论述.它为陕甘宁边区红色体育大众化构建了理论和思想基础,也为红色体育大众化进行了生动的文化和社会情绪铺垫.

2陕甘宁边区红色体育大众化的生成机制

红色体育,是近代中国在应对殖民侵略的过程中在体育层面的外在表征和内在价值建构,意在唤醒人民大众,强健民族体魄,凝聚民族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实现国家富强.红色体育将体育政治化,其目标的实现内在地需要人民大众以各种形式广泛参与和积极自卫.也就是,没有大众化的体育,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红色体育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内涵；没有政治化的体育,在国贫民弱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大众化的体育.

抗日战争时期,以为代表的成功地将体育政治化和体育大众化进行了辩证地互促.在抗日战争初期,深刻地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战略背景下,必须要以全面和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来取得对法西斯的最后胜利.支撑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路径就是要以大众化的红色体育培养健全体魄的爱国者,以体育的政治化统领大众化的体育为抗日民族大义服务,体育大众化为体育政治化构建坚实的民众基础.质而言之,就是将体育的政治目标融入领导和反映人民大众需要的红色体育中加以整合,形成功能鲜明的红色大众化体育和全民参与的社会空间；通过红色大众体育的政治渗透、政治宣示,达到凝聚民心、强化民力的政治动员功能,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为实现红色体育大众化,在陕甘宁根据地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成机制.

建立在政治、军事目标基础上的红色体育目标导向.为挽救民族为难,创造性地将“抗日、”的大众诉求融入体育的内涵,并将其作为大众体育发展的目标导向,引导大众体育的正确发展方向.为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要处理好体育的单纯性和体育的政治化的关系,以及体育政治化的目标导向性.为此,在陕甘宁边区“八一”运动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此后,他又曾不止一次地重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政治主张.在明确大众体育发展导向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将军事训练和体育活动相互融合在机关体育、学校体育、军事体育和群众体育中,将陕甘宁红色大众化体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推向高峰.

建立高度自觉基础上的领导集体的身体力行.在地瘠民疲封闭的陕甘宁发展现代体育对于民风保守的当地民众来说,无疑是困难的.它不仅有来自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约束,还有习惯传统、社会舆论以及社会观念的影响.如何引导民众打破各种束缚,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和边区政府领导人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首先,从舆论宣传上积极地全面地形成声势；其次,领导集体不仅利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而且积极垂范；再次,基于农业生产活动的特殊性和现实性,创造性地将体育锻炼融入生产生活中,使之出之于民,不远离于民,让老百姓在他们熟悉的空间尽情展现他们的体育才能和体质潜能.他们中让人耳熟能详的就有的冬泳,周恩来是陕甘宁边区著名的纺纱能手,任弼时是机关篮球队著名的中锋,王震身先士卒开大荒.他们的言行激励着如李位、尹光普等普通军民不断地创造开荒新纪录.

构建土洋结合全民参与的社会体育空间.体育具有娱乐的功能,但建立在现代工业化社会基础上的现代体育,要彰显的价值内涵和娱乐情趣,显然与中国传统体育和传统娱乐活动有所不同,更与其时陕甘宁边区发展现代体育的环境和条件是迥异的.尽管二者存在诸多的不同,但强身健体、娱乐大众的功能却是一致的.求同存异、土洋结合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体育空间,就是陕甘宁边区发展大众体育的创新之道.构建土洋结合全民参与的社会体育空间,陕甘宁边区的典型做法就是在每年多次的节日运动会中,增设一些反应民俗和地方特色的传统体育运动和地方性的体育运动项目以广泛吸引民间各界积极参加.如节令性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有打腰鼓、秧歌、闹社火、踩高跷、跑旱船、荡秋千等,习武性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武术、举石、角力,以及具有军事教育功能的骑兵打仗、抓特务、夜间放哨等游戏；贩菜和卖馒头的小贩参加篮球比赛；贩马的参加的比赛.大众体育的社会空间的形成,是陕甘宁边区军民全面参与和开展体育活动的必要条件,也是红色体育大众化繁荣发展的基本体现.

建立在移风易俗基础上的社会体育整合.现代体育的发展是克服工业化生产日益使人“单面化”的发展而产生的,并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和乐道.现代体育孕育的“土壤”显然有别于我国传统体育孕育发展的“黄土地”.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不仅约束的是人们的头脑,也是对人们手脚的约束和人的体魄的可能性的约束.与旧有的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前人传留下来的旧的社会风俗、社会习惯和旧的社会观念.如在北方漫长的冬季中,由于无法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养成了“猫冬”的习惯及其他不良嗜好.它们不仅使人精神萎靡,也使人的体质机能因长期不经受生产和体育磨练而衰退明显.参与体育运动不仅仅在于增强人们的体质,更能在体育运动的开展中探知人的体魄如何和可能怎样,进而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和对生活的态度和观念.在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通过多种多样的红色体育活动,吸引和组织各界民众自发地开展移风易俗的体育活动,在提高人们体质的同时,也在型塑着人们新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随着大批留苏归国人员和西方人士来到边区,反映西方文化元素的交谊舞也在延河两岸流行开来,极大地拓展了人们交流的方式、交流的空间和生活的方式.红色体育大众化不仅深刻地改变着边区的社会风俗和人们的体育观念,更深刻地重构着边区民众人力资本的内在质素和健康环境,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

3陕甘宁边区红色体育大众化的当代意义

红色体育大众化在陕甘宁边区的成功开展,不仅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心,更为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本支持.从体育的无涉政治,到体育的政治化,再到体育的大众化,是红色体育对“单纯”的体育进行意涵的重构和价值的再造.这是人智慧的体现,也是党人将体育事业与拯救民族危难创造性的完美结合.尽管历史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在过往时期红色体育大众化的历史性创造,仍旧散发着难以被历史所消释的芬芳,仍旧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传奇,仍旧有许多使我们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集中国力量的传世法宝.

体育大众化是构建民族人力资本的重要路径.翻开历史漫长的画卷,没有哪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是建立在精神萎靡、体魄羸弱的基础上的；相反,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是以强健的民族体魄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这既是世界经验,也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之痛.强健的民族体魄是构建强大的民族人力资本的基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个国家的长期竞争优势,这是国强的根本.强健的民族体魄无不以健康的精神为引导,以各种广泛和深入开展的大众化体育为基础,没有大众化的体育,也难以形成大众的健康.红色体育大众化给我们的重大启示和借鉴意义在于,既使在困难的物质环境和物质条件下,也可以实现体育的大众化；既使有再好的物质环境和物质条件,我们也不能忽视体育的大众化.这个历史经验,来自于我们沉重的民族集体记忆和惨痛的抗日前线.

陕甘宁边区红色体育大众化的实现是革命实践智慧的体现.在一个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度,普遍的贫穷和愚昧是制约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如何唤起民众革命和进步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实践中,始终立足于中国农民的实际,将宣传和自身的躬行进行无缝的结合,以自身的率先垂范来吸引和带动农民大众,从而实现革命的目标.陕甘宁边区红色体育的大众化也充分践行和体现了这种实践智慧.它给我们的重大启示和借鉴意义在于立足于中国实际、立足于中国现实的民情是实现中国大众体育发展的根本之途；体育精英走出塔,走进民间社区的生动示范是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催化剂.

体育政治化不是体育的历史常态,但也绝非是体育的失态.西方社会在现代体育的发展过程中,的确明确提出过体育的非政治化.但非政治化的体育仅是口号,而不是历史事实.如果简单地将其当成一种历史事实,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1936年的柏林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杰西.欧文斯的遭遇到底给世界传达了什么？又对世界掩饰了什么？以及政治斗争的舞台延伸到1980年的莫斯科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1984年的洛杉矶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和平的年代,我们不过分提倡体育政治化和渲染体育的政治功能,但如果就此忽视甚至无视体育的政治功能,那也是自废武功.红色体育大众化给我们的重大启示和借鉴意义在于运用体育达到和实现政治化的目标和功能有着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体育政治化所实现的凝聚民心、强化民力、强健民众,始终是支撑一个强盛民族的不竭之源.

参考文献：

［1］.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R］.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235-305.

［2］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部分（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40-48,102.

［3］金希明.革命战争时期的陇东中学体育［J］.甘肃体育文史, 1986（6）：10.

［4］黄正林,李润梅,赵亮.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体育事业［J］. 甘肃高师学报,200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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