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舆论学》
该文是改革开放方面硕士论文范文与舆论学和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类硕士论文范文。
□陈力丹
【摘 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的重要性逐渐被新闻传播学界意识到,新闻学界分别在舆论理论研究和实际的舆论调查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舆论学理论研究目前只有不多的人在做,多数人专注于眼下各种实用性的舆论调查.一些调查对什么是舆论把握不当；面对舆论、舆情,如何划清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和法西斯主义舆论观的界限,认识不清.强调宣传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个“势”,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正视和尊重舆论是把握、引导舆论的前提.
【关键词】舆论；舆论学研究；舆论调查
我国报纸设置“调查”专栏,定期发表有关社会调查稿件,是从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开始的,第一家是《湖北学生》.高等院校出现舆论调查,开始于1922年11月14日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做的一项民意测验,主持人是留美心理学硕士张耀翔.1936—1937年之交,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进行“上海报纸和上海读者”调查,这是第一次关于报纸读者的实证调查.
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1938年创刊的《新华日报》,每年1月11日报庆之际均做一次读者调查.1947年1月11日,该报编辑部文章首次公开论证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观点.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前,开展读者调查,广泛听取读者对报纸改版的意见.以科学方法开展受众调研,开始于1955年6月的台湾新生报的民意测验部.
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的重要性逐渐被新闻传播学界意识到.新闻学界分别在舆论理论研究和实际的舆论调查两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舆论学的理论研究
198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编辑的《世界新闻事业》第3期摘编了美国学者伯纳德·亨奈西《舆论》一书的内容.
1981年8月出版的《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第2期,发表我的文章《驴和它背上的麻袋——马克思谈报刊与舆论的关系》,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篇涉及舆论的文章.但就着手研究的时间和研究的深度看,最早研究舆论的是我的1978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同宿舍同学李祖兴,他的毕业论文是《重视舆论的调节作用》.那时研究的材料极少,他在努力找寻各种材料的同时,经常与我们讨论舆论学的问题.
1982年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组织写作《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1983年7月出版）,其中第四讲“新闻事业与舆论”（1.5万字）的作者即李祖兴.这篇文章的写作基础是他的硕士论文,早于我写的那篇小文章.现在很多关于舆论的认识,例如舆论的三要素（公众、问题、意见）、舆论的评价性和公开性、舆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等,该文都提到了,这篇文章在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历史中,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1984年,林珊老师翻译的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印刷出版.该书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来又有多种翻译版本,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影响比较大.
1988年刘建明出版的《基础舆论学》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本舆论学论著,具有理论上填补空白的意义,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刘建明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舆论学的著作,相继有《当代中国社会舆论形态》（1989）、《当代舆论学》（1990）、《天理民心》（1998）、《穿越舆论隧道》（2000）、《舆论传播》（2001）、《社会舆论原理》（2002）.1993年他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我是副主编）.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天理民心》,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当代舆论史的论著,本来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已经通过评审,但被人为地推翻结论,重新挑选专家评为不合格.刘教授自己联系出版后,该成果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他的集大成论著我认为是硬壳本的《社会舆论原理》（2002）.
这里我特别要提到改革开放后第二本舆论学的论著,即孟小平1989年出版的《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由于当时出版书很困难,他不得不把他的舆论学理论研究纳入中国新闻出版社的一套关于公共关系的丛书.孟小平是1982年北京媒体受众调查的参与者,他对舆论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我,他是“舆论八要素”的最早提出者.
我1994年承担了一项关于舆论导向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想研究的是舆论学原理,不是舆论导向,但连续两次申报舆论学原理的选题均得不到批准,只好沿着舆论导向的主旋律思路申报,才得到这样一个课题.那时出版书是比较困难的,直到1999年课题的成果才得以出版,即我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3万元的课题费,1万元给了出版社,还没有稿费.该书很成功,连续6次印刷后责编退休,后来不知道又印了多少次.2000年底,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潘忠党写了2万字的学术性书评,让我很感动.2012年该书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再版.2012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京联合召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出版座谈会暨图书与出版社学术影响力数据发布会”.我的这本《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被列为“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前10名”之第九.
我本意是研究舆论学,但又不得不用较大的篇幅讨论舆论导向,很无奈.前面论述的舆论学原理,与后面如何引导舆论,其实理论上是矛盾的.当时只有单波看出了我这本书前后逻辑矛盾,我叮嘱他不要说,因为还得通过课题评审.我故意选择了比较难懂的第六章（文艺传播的导向）作为课题评审的代表章节,担心某些官员评委在政治方面提出问题.很多年后郑兴东老师对我说,他当时是组长,折中给了个“良”.因为其中的官员评委看不懂而给了很低的分,看懂的学者评委给了较高的分.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成立后,1993年喻国明、刘夏阳的《中国民意研究》给了我不少启示,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缺憾是这本书不是系统论述的著作.2001年喻国明的《解构民意》一书,全面研究了民意测验的理论与方法.进入21世纪后的10多年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出版了多部舆论学论著和教材,给我留下记忆的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许静2009年出版的《舆论学概论》.
我国舆论学理论的研究目前只有不多的人在做,多数人专注于眼下的各种实用性的舆论调查,而对什么是舆论（特别是对舆论数量的把握）,如何在面对舆论、舆情之时划清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和法西斯主义舆论观的界限,认识不清.例如“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说法,显然不知道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这一关于舆论的基本认识.如何对待公众的意见,还涉及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做到“党性人民性相一致”.
舆论的不一律应该是舆论的常态,也是社会精神生态平衡所必需的.说：“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
二、舆论调查的展开①
在对舆论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舆论调查也在中国逐渐得到了普及.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舆论调查,是在1981年1月.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陈韵昭老师组织学生在上海随机发放问卷,调查人们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受审的消息.1981年,《天津日报》发放了2万份读者调查问卷,以弄清报纸的读者结构.
1981年5月12日,北京新闻学会（1984年改名为首都新闻学会）举行首次读者研究学术研讨会.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做了题为《研究我们的读者》的发言.他说：“读者问题是无产阶级新闻学中党性最强的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放在第一位.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第一章就应当写读者.”从而为随后的中国受众研究确定了基调.
1982年4月9日,北京新闻学会成立了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组,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任组长,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部副部长张焕章任副组长,成员有人民日报社的李长群（1978级研究生）、工人日报社的司秀英、北京广播学院的宋小卫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0级研究生孟小平、曹焕荣等.他们决定采用国际通用的社会统计分析方法研究读者群、听众群和观众群,实行随机抽样入户问卷调查,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统计局的支持.调查在当年6—8月展开,样本1966份.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分析受众调查数据的调查.1985年,纽约SHARPE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丛书夏季号,将北京调查的全部报告译成英文发表.
当时新闻所所长安岗曾给陈崇山打电话告知：“有人打电话告你们的状,让我给挡回去了.”原来有人问安岗所长：“你们新闻研究所有人要搞资产阶级民意调查,您当所长的知道吗？”安岗回复说：“知道.你们可以用你们的办法研究读者对象,新闻所可以用他们的办法研究读者对象,我们可以试验用各种方法来研究我们的服务对象,不要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就先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带给我们的苦头,难道还没有吃够吗？”
调查报告写好后,陈崇山拿着打印稿拜访北京各主要媒体,没有一家敢发表.新闻所新闻史研究室主任方蒙（原老《大公报》记者）建议陈崇山先发新闻稿.于是她写了新闻稿交给在《中国日报》实习的1981级新闻研究生王幸村,请他翻译成英文后交《中国日报》.同一篇稿子由方蒙交给他的夫人、香港《文汇报》的驻京记者刘诚.1983年1月29日,英文《中国日报》国内新闻版以头条位置报道了北京新闻学会的读者调查情况,标题为《首次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民意测验表明——读者相信报纸》（First Computerized Opinion Poll Show Readers Support for Press）.1月30日,香港《文汇报》在第一版报道《北京采用电脑首次民意测验——八成认为中国报纸可信》.美国之音这天也发了消息.新华社新闻稿英文版发了消息,但没有中文版消息.
随后,1983年《新闻学会通讯》第5—6期合辑专集刊登全部调查报告和讨论会发言,印了1万份.安岗为这期合刊写了开头的话《我们要有向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的浓厚空气》.由新闻所编辑的《中国新闻年鉴》1983年版开设《读者、听众、观众》专栏,刊登全部调查报告.时任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著文,称赞北京调查“是在新闻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创举”,向各新闻单位负责人推荐1983年《新闻学会通讯》5—6期合刊的调查报告.
1983年7月7日,陈崇山和1980级新闻研究生曹焕荣拜访北京新闻学会会长、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和总编辑秦川.秦川后来在的一次会上,说读者调查是改进报纸工作的好办法.尤其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报道,读的人这么多,说明我们的人民群众对国家大事是关心的.这确实反映了人民和领导关系的政治动向,反映了一种极好的政治情绪.邓力群、郁文等对调查结果很感兴趣,不时地插话.随后郁文把安岗、钟沛璋找去,说他把这调查报告专辑（指《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第5—6期）从头到尾都看了.安岗问：“恐怕那么多表格没有看吧？！”郁文说都看了.郁文对他们说：“要开创新闻工作的新局面,就要从调查研究着手.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采用比较科学的调查方法,同我们党一贯提倡的传统的典型调查结合起来,这很好.”他希望北京新闻界开个会,大家谈谈体会.给写个报告,请领导同志看一看.如果大家都认为可行的话,今后我们可以开展宣传战线各方面问题的调查.陈崇山没有给写报告,担心弄不好这个事情会被扼杀.
1983年初,胡绩伟提出“新闻所最好再调查一个省”的建议.副所长钱辛波找浙江日报社总编辑郑梦熊商量敲定此事,陈崇山组织首都12家新闻机构的人去了杭州,与当地6家新闻单位合作,完成了浙江省首次受众抽样调查.这次调查因有新华社摄影部的张胜恩参加,拍了不少照片,有多张刊登在《中国新闻年鉴》1984年版上.陈崇山再次写了消息给《中国日报》.
有一家西方通讯社引述《中国日报》的报道发了一条消息,说“最近中国东部一个省开展民意测验,许多读者不相信报纸”.新华社大参考和参考清样转载了.胡乔木获知后深夜给《中国日报》总编辑刘尊祺打电话,批评道：“三令五申不许搞民意测验,你们《中国日报》为什么还搞？”刘尊祺第二天开会追查,原来是社科院新闻所搞的读者调查,是新华社翻译造成的传播效果,“民意测验”“舆论调查”和“受众调查”是同一个英文词（Opinion Poll）.于是,把陈崇山写的原稿、王幸村的翻译稿和刊发消息的报纸统统上报,后来没有下文了.
1957年,社会统计分析方法在中国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2年和1983年的两次媒体受众调查实际上突破了这个禁区.
1986年5月,第一次全国受众研究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王泰玄老师帮助安排在新闻系的黄山培训中心召开.同月,电视台联合27个地方台开展全国观众抽样调查,样本为24893个,并对观众的收视心理做了创造性的研究.这次调查培养了我国首批观众调研人才,建立起一支专业调查队伍,撰写出一批较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和论文.调查发现全国电视观众达6亿,为世界之冠.1988年2月,人民广播电台首次进行全国听众抽样调查,发现全国居民中同时接触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媒的人占72.5%.
1986年7月1日是《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30周年,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谭文瑞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开展全国读者抽样调查,采取多级抽样法以确保抽到的样本必定是《人民日报》读者,回收有效问卷5061份,回收率为99.2%,有55%的读者在问卷上写了书面意见.调查组写了28份简报.这次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对社会统计方法的疑虑,促进了受众调研的开展.
1986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甘惜分教授为首任所长,他第二年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改革”的建议.1988年春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进行了“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的展望”的调查,影响很大.这是我国首次高层次舆论调查.采用控制选样、函询及不记名方式进行.接受调查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委员或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党派领导成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115人.刘夏阳发表《改革进程中的两大难点与对策——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的展望与分析》一文.
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舆论调查继续展开.1987年陈崇山参加统战部座谈会时见到统战部秘书长胡德平,试探地问了一下有没有可能对十三大的党代表做一次党报的读者调查.胡德平第二天回话说：“昨天吃晚饭时,我把您的要求跟我父亲说了,他问‘调查甚么？’我说‘就是对办好《人民日报》有甚么意见、建议呗！’他说‘可以,让《人民日报》给分管宣传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写个报告’.”于是陈崇山告诉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余焕春和记者曹焕荣（此时他已经在人民日报工作）,起草了一份报告送.批下来说会议议程很紧无法安排.
这件事没有办成,但成为1988年开展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态度”调查的动因；这也与当时的全国舆论调查的热潮相关.1988年版《中国新闻年鉴》《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专栏,刊登的全国各地、各种媒体1987年的受众调查报告多达17篇.其中涉及面比较大、持续时间长的是1987年由新闻局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研究部牵头,组织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共同进行的“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调查研究.课题组长是我的1978级研究生同学岳颂东,副组长是范东生.这项调查包括多方面的多项调查,涉及中国新闻事业的总体发展方针、政策、法规,多种传媒的均衡发展,高素质人才培养,以及新闻传播与受众观念现代化的关联性调查研究.
1989年3月,在北京西山培训中心举办“新闻传播调查方法培训班”,请美国传播学教授威维尔（Did Weer）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美籍客座女教授英健(Janice Engsberg,1948—2014)授课,仅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就去了5个人.这次学习班上最早讨论到对女新闻工作者的调查,几经周折,最终由受全国记协返聘干部陈秀霞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到3.5万美元的调查经费.调查于1994年得以实施,由陈崇山和陈秀霞主持这项工作.
1989年4月,因突然离世引发学潮,孟小平提议能否结合对《人民日报》的内容,组织一次持续的舆论调查,研究舆论引导的作用和特点.由于形势变化很快,只在5月1日至3日做了第一次调查,随机抽取工人、居民各100人,新闻记者50人.在5月13日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阎明复与新闻学者对话的座谈会上（我是参加对话的6位新闻学者之一）,陈崇山汇报了这次调查的数据.
1990年,陈崇山组织了第十一届亚运会调查、1990年“新闻传播在精神文明中的作用”的系列调查,出版《媒介·人·现代化》一书.以后的系列舆论调查已经成为常态,不再赘述.
1992年5月,第二次全国受众研究研讨会在浙江萧山召开,安岗、甘惜分和钱辛波到会；2001年9月,第三次全国受众研究研讨会由我组织,与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在保定河北大学召开,出版了论文集《解读受众：观点、方法与市场》.
随着陈崇山1993年离休,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替代了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在舆论调查中的全国领军地位.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紧跟传播网络化的发展进程,进行了一系列深化的舆论调查,在调查手段和理论深度上多有创新,喻国明成为又一代我国舆论调查和研究的学科带头人.
舆论是公众一定程度的集合意见,含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强调宣传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个“势”,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显然,正视和尊重舆论是把握、引导舆论的前提.忽略了这个前提,对舆情的研究和运用就可能走偏,因为正如所说：“人民立场是中国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11月19日纪念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30周年学术会上的发言）
注 释：
①本文此部分参照了陈崇山著《受众本位论》第九章“中国大陆传媒受众调研的发展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陈崇山《难报老师恩》（“天堂里的老天使_554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d0763b2b0102wuq2.html.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编校：郑 艳
改革开放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结论，该文是一篇关于舆论学和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改革开放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改革开放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