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戴玉镯的熊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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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研究者罗锦堂与戏剧家熊式一的相识,颇具戏剧性.
上世纪70年代初,在由台北飞往檀香山的一架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上,一位空服人员走到经济舱罗先生旁边,轻声说：请您带好行李,熊式一先生请您往头等舱就坐.
罗先生半喜半疑,随空姐登上二楼.偌大的头等舱里仅坐着一位穿白色丝长袍的男士——正是熊式一先生.俩人虽从未谋面,但从报刊上、朋友间早已悉知对方.罗先生长长的手臂伸向前辈,两人一见如故,十来个钟头的长途飞行在各种趣话中轻松度过.
在那个年代,有几人能享头等舱,而且是免费？原来,熊式一曾于1948年受命为写英文传记,分文未取.当时蒋公承诺：今后他及家人出行,可免费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并享有头等舱待遇.这次他只身由台北去加州,途经夏威夷.一人一舱,兴致索然,故借来旅客名单翻看.当看到罗锦堂的名字时,熊先生大喜,遂有此次空中相见.
早在罗先生执教于夏威夷大学前,熊先生曾受聘于东西方中心,在夏威夷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也结识了不少当地朋友,故常来往.每次来,不待人家尽地主之谊,便捷足先登,预定好一家餐馆,邀友人聚餐,以此方式知会朋友.通过数次的交往,罗先生得以近距离地打量这位戏剧名家.他发现,熊先生每件长袍的纽扣都极为讲究,不是玉扣就是珊瑚、玛瑙之类宝石,每一颗都不菲；甚至他穿的青布鞋也非同一般,大都是麻线纳底五层,底帮软平,特别厚实,舒服.
熊先生讲话喜欢使用肢体语言,能想象得出他当导演、授课时的情形.他一抬手,就听得叮叮当当之响,清脆悦耳.原来,他双手腕上各戴两只玉镯.曾任职台湾历史博物馆,对文物字画和玉石等颇有研究的罗先生一看,这些玉镯皆为上好的羊脂白玉,如同凝脂,温润纯净.可是男人戴玉镯,本是奇事,且一手两只,那就更加奇怪了.罗先生说,熊先生素爱玉镯之声.戴一只是好看,但没有清脆之声；两只玉镯在走路、甩手时,碰撞声此起彼伏,舒心悦耳.这是熊先生独有的雅趣.有一次,夏威夷大学张镜湖教授（张其昀之子）家宴朋友,熊先生和罗先生皆在座.张家五岁的女儿张海云见到身着长袍、手戴玉镯、脸微圆的熊式一,误以为是女性,脱口一声“婆婆”,让人忍俊不禁.不知谁又说了一句,男人女相,有福气啊.
诚然,福气不是与生俱来的.
关于熊式一的家世,我在网上和书中皆未找到任何线索,仅知其父早逝,且与当时江西省省长熊式辉非亲非故.在熊先生的《八十回忆》中,我了解到,他1902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1岁便爱上填词、赋诗、作文和刻图章等风雅之事；后来到了京城,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由此推测,熊先生应非出自寒门,而是家学渊源,颇有文化底蕴和氛围.年轻时,他游艺中原,以文会友,喜与年龄长他甚多的文化耆宿——如林纾、张菊生、黄霖、黄炎培、陈衡恪、陈半丁等——交往,乃至负笈伦敦时,所交往的大师——如汉学家骆任廷,戏剧家萧伯纳、J.M.巴里,以及庄士敦、毛姆等,个个都比他年长三四十岁.能与这些前辈谈得上话,其学问功底绝非等闲之辈.
自幼从母习经史古文的熊式一,在辛亥革命后西风东渐的潮流中,学起了英语.北京高等师范大学英文科毕业后,他在一些大专院校担任了九年的教师,且常常是国文、英文同时教.其间,他以文言文翻译富兰克林自传,以白话文翻译哈代、萧伯纳、巴里等人的著作,并且创作戏剧作品.徐志摩对熊式一创作的剧本赞不绝口,说他的创作与巴里手笔如出一辙,称道他对英美戏剧很有造诣；郑振铎更是将他的作品推荐给《小说月报》发表.但这些都无济于他获得正教授职位,只因他是国内土生土长,从未留过洋,而不符合当时正教授必须有留洋资历的条件.他决心出洋,想谋求更好的出路.他把译著的书籍和剧本的版权、出版税、稿费,能先收多少,就收多少,非卖断不可的就卖断,又替夫人在中学谋了一个小小的教职,积攒出留洋的费用.
初到英伦,熊式一可谓运蹇时乖,霉运十足.他已届而立之年,仅一米六的个头,常被人误以为十几岁的后生.当他捧着《王宝川》（即我们所熟知的《王宝钏》）英文剧本,与伦敦各大剧院接洽时,对方只看剧本还好,但见了作者本人之后,马上就拒绝了.
在罗先生的印象中,熊先生总是穿一袭宽松的长袍、白袜青布鞋,即便是来到终年夏季的檀香山,也不例外——或许,浅色长袍能使他的个头看上去高一些.穿着是门艺术,它与事情的成败有直接关系,熊先生就在这方面吃了不少苦头.他告诉“罗兄”（他总是这样称呼罗先生,虽然他其实年长“罗兄”25岁）,1934年,伦敦一家剧院排练《王宝川》,熊式一作为导演,以一身极为考究的西装和雪亮的皮鞋,出现在剧场.然而,女主角来了一天,第二天就逃之夭夭了；其他洋演员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由着性子来；女主角一连换了好几个；男主角如走马灯一般不断流失,至于其他演员就不知其数了.熊式一既尴尬又焦急.此时有人建议,一个中国人,应该穿长袍,最好胡须丛生,方可略显成熟老练,令人起敬.此建议果真奏效,当他以一袭长袍出现在演员面前时,还真留住了第五位女主角,也压住了阵,站稳了台.
剧中大部分古装戏服,是从香港及威海卫回英德的骆任廷爵士及其夫人,曾任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卡先生,还有回英国不久的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艾龄鲍尔教授处借来的.尽管这些传统的中国服饰皆非出自同一个朝代,看上去不伦不类,但时间紧迫,也只能凑合了,乃至演出三年,也没有更换.后来在纽约百老汇的布兹剧院演出时,服装则是特别请梅兰芳从中国监制的一批豪华精美戏服,演出成本自然比在英国要高出很多了.
中国传统的剧本,一般都没有写景及介绍角色的序文.为了能让异域观众看懂中国传统戏剧,熊式一别出心裁地在每一幕开始之前,或每一角色登场之前,做了详细的交代,由报幕者宣读出来.这恐怕是中国舞台上从没出现过的.
《王宝川》如期在伦敦小剧院（Little Theatre）公演,且旗开得胜,好评如潮.它一连演出了九百多场,连续三年不辍.这是熊式一完全不曾料到的.从此以后,他索性以长袍马褂示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在纽约演出也好,与前来观看的罗斯福总统夫妇合影也好,都是一袭飘逸的长袍在身.美国媒体更是毫不吝惜地给他一顶高帽子,称他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使他一米六的身躯陡然高大了许多.
通常,剧作家的剧本先被搬上舞台,演出成功后,才有出版商将剧本出版；只有萧伯纳这样的大家例外,作品没上演之先就出版了.事实上,熊式一的《王宝川》享受了与萧伯纳同等的待遇,虽则是被动的,也算是历经山穷水尽之后的柳暗花明.
当初来伦敦,熊式一本打算拿个英文博士学位,回去应付官僚教育体制.后来,他遇见一位英国戏剧专家,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聂科尔（Allardyce Nicoll）教授.聂科尔听到熊式一要写一篇关于莎士比亚的博士论文,便善意地提醒,研究莎士比亚的人已是满坑满谷,多如牛毛,无论你写得多么好,也不见得有人肯替你出版,倒不如将论文题目改为中国戏剧,这样的书出版的机会要多得多,且销路一定广；他本人就很想看看这类书.何况,用英文写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同样也可以拿到英文博士学位.熊式一茅塞顿开,决定剑走偏锋,马上更改研究课题.尚未动笔,聂科尔又提议,如果把写论文的功夫用来翻译一出中国剧,那又比做论文读博士强多了.
熊式一不敢肯定自己的英文水平能否足以替英国的舞台写剧本.以前翻译萧伯纳、巴里等人的著作,只是英译中,而中译英比英译中要难得多,不仅中国传统戏剧的人文特点要译得传神,并且还要符合英语的语法和用法.他在赴英伦的航行中,撰写了一出喜剧《财神》,并译成英文,权当写作练习.到英国后,他把译稿寄给英国几位大文豪求教.巴里在回信中说：“文字很优美！”萧伯纳认为,他的英文可喜之至,英国人绝对写不出这样好……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国内的胡适听说此事,特意让熊夫人写信转告熊式一,以后千万不可以再把文章给英国人看.言外之意,即莫在外丢人现眼.胡适的话,无疑给熊式一泼了一瓢冷水.他犹豫了,也觉得自己太冒失.但转念一想,不懂就问,有何过错？毕竟,英语不是自己的母语,即便写得不好,英国人也会诚恳地指出,他只有坚持练写,才能提高自己的水平.自己的英文水平如何,聂科尔教授夫妇应该比胡适更清楚；他们非但未阻止我,且热情勉励,我总不能断自己的后路吧？
受聂科尔教授的启发、鼓励,熊式一开始着手翻译中国剧本.他白天仍装模做样地准备论文,晚间则偷偷摸摸地动笔写《王宝川》.他花了六个星期,将四幕剧写完.头一位欣赏这个剧本的是替熊式一打字的女士,她预料这剧本将一定成功,还向熊式一要伦敦第一晚公开演出的座位.熊氏受到这样的鼓励后,大胆地把手稿送给聂教授夫妇,以及名重一时的诗人、剧作家亚柏康贝（L. Abercrombie）.他们读后都很喜欢,建议去找一位剧本代理商,或直接接洽各个剧院.熊式一兴致勃勃地跑了一家又一家,但得到的回复让他绝望自卑,心灰意冷.后来他才意识到,他的外表是真正的障碍.
这时,又有人建议他去出版书局试试,假如他们喜欢他的文笔,他可以给他们写写有关中国的小说、游记之类.那时正是日本侵华时期,报纸广播几乎天天提到中国,一个刚由中国来的人谈中国情形的书,应该会受到读者欢迎.经这么一提醒,熊式一想到了在伦敦麦勋书局任事的朋友,拜托她将剧本手稿推荐给书局.第二天一早,他就接到一个陌生人的来电,说感谢熊先生给了他一个极其快乐的晚上.他听得一头雾水,对方这才说明自己是麦勋书局的总经理茹由,昨晚拜读了他的剧本,并请他尽快来签约,他们将立即将剧本出版发行.签订合同时,书局坚持要拥有他今后创作的至少五本书的优先出版权,并答应定价比普通书要高一点.
《王宝川》剧本一出版,一时“伦敦纸贵”,好评如潮.一家剧院看到商机,愿将其搬上舞台.熊式一一剧成名,从此时来运转.至于博士文凭一事,早被他抛诸脑后,束之高阁.名利双收的他,此时已不再为一个教授的名分而动心了.
罗锦堂十分钦佩熊式一,称其为“才子型”小说、戏剧家.罗先生说：“他给我的《百蝶图》题字,无需草稿,直接挥笔而就.我当时内心打鼓,又不敢说.结果写得妙笔生花,看似不经意,却是博学多闻.”我有幸见过这幅《百蝶图》,也就拜读过熊式一作的跋：
翁方纲偶作八分书,见者盛赞之.翁曰：余学隶三十年,世无知者.见者曰,此其所以妙也,盖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不如下里巴人之举国皆知也.壬子仲春重游檀岛夏威夷大学,依装归去,忽承锦堂教授出（示）所绘《百蝶图》,嘱题.展玩之余,念余与罗子订交有年,只知其治学道高,素为世人景仰,孰知对于艺（事）也曾痛下功夫.因此云,翁氏隶书固皆吾辈所当知而知者甚少也.临行匆促,信（手）乱涂,对此妙笔长卷难免有佛头着粪之讥,幸望识者谅之.百忙中于“艺”字下脱“事”字,尤盼锦堂博士见宥.“信”下又脱“手”字.
想必正是笔墨酣畅时,意犹未尽,熊式一在另一处又题：
锦堂博士执铎檀岛夏大有年,客岁以所著北曲及南曲见赐.读后不胜钦佩之至.今年重游美洲,道出此岛,复承款待,并出妙笔精绘《百蝶图》长卷,嘱题.观后,忆及北曲王实甫《西厢记》中红娘赞张君瑞,云：此人一事精,百事精,不似那一无成,百无成.用以此谓锦堂,不亦宜乎.
此跋三处提及罗先生,称谓各异：先是锦堂教授,中为罗子,后又锦堂博士,且皆另起一行,尊重之意,尤为突出,足见旧时文人之修养与功夫.
20世纪50年代初,熊式一应林语堂之邀,赴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后南洋大学因种种复杂原因而解散,熊式一便回到香港,自创私立清华书院.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除英国人办的香港大学外,不允许其他人办私立学院.当初钱穆在港办“新亚”时,也遇到这个问题,索性借鉴宋朝的“书院”方式.这么一来,港府便通过了.后来,香港好几所私立学校如新亚等,皆为“书院”,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熊氏夫妇教子有方,子女个个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当年熊式一在英国站稳脚跟后,随即将一家人接至伦敦,前三个孩子（二男一女）因年龄前后相隔一岁左右,有一年同时就读牛津大学,英国的一家杂志还用一整版刊登了他们的照片,说三个学生都姓熊.上世纪70年代初,熊式一欲让罗先生将他的女儿收入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但当时夏威夷大学尚未设文学博士学位,罗先生心有余而力不足,深感遗憾.
熊式一有个嗜好,爱吃臭鸭蛋.他告诉罗先生,他吃蛋无需花钱买,而是常到菜市场专门收变质发臭的鸭蛋——难以想象,一个生活极为精致与讲究的人,竟有“臭蛋之癖”,不怕得病？熊先生笑笑,说从来不得病,还津津有味地与人道来,大有“此种滋味,谁能解得开”之憾.我为此曾请教过一位化学教授,他认为臭蛋里面散发出一种硫化氢,有些人特别喜欢这味道,与有人喜闻汽油味同出一辙.
像熊先生这么一位传奇人物,在海外名满天下,但很久以来在国内却默默无闻.作为双语作家,他的名声与林语堂并驾齐驱,有“东林西熊”之称.他的小说《天桥》问世后,一纸风行,连他自己都不知被译成多少种文字版本.此书曾被西方认为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呼之欲出的画图,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后来,他的儿子回国工作,孙子对祖父竟然也一无所知.熊式一与亲人一海相隔,牵肠挂肚,思之痛切,直至九秩之寿,乃与世长辞.
斯人已去,手迹尚存.面对充满感情、笔意酣畅的熊先生的墨宝,我仿佛见到身着长袍布鞋的他,那软绵绵的双手举落之间,发出的清脆悦耳的玉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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