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设计批评主体的不同看设计批评》
该文是设计批评有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跟设计批评主体和发展和不同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 席卫权
艺术设计活动及其产品、现象等一般被简称为“设计”,今天的生活如此绚丽多姿,“设计”可谓功不可没.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国家形象,各种设计无处不在,现代生活离不开现代设计.随之设计所包含的功能、形式、理念以及艺术、文化因素等常被人们讨论和评价,其中一些评论经过适当的传播途径即可被归之于对艺术设计的批评范畴.设计强调艺术,但却不同于美术馆里的纯艺术,设计造物基于“用”,关系到生活中的几乎所有人,因而对关乎公众的设计展开批评意义深远.这种批评能够对设计的创造、消费、发展起到引导、规范、调控和促进作用,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社会.这种批评在艺术设计的学术界逐步被重视,并冠以“设计批评”的概念,是指在相应文化环境中,秉承一定价值观念,运用一定的理论和方式,针对设计活动、现象,及相关意义等所作的分析、评价、阐释和论述.随着现代社会进程的加剧,在公众讨论的语境中设计批评的涵义趋向广义和泛化,基于约定俗成的语境,设计与生活、文化、经济、艺术、科技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均被讨论,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在借由报纸、电视、杂志和网络等媒体进行的各种设计批评活动中,无论自发还是有意,来源广泛的批评文论出自不同的批评主体.
对设计批评主体的分类阐释,应围绕以设计实践为中心的对应关系方来开展.如以设计行为和产品为关系纽带的直接的“当事人”,包括设计师与客户（甲方）、用户、营销方等；间接的关系方,包括公众、、研究者和媒体等.在设计价值关系范畴中的你、我、他可以围绕“批评”,构筑更紧密的联系,各种矛盾的互动中,指正和扬弃并存,从而规避负价值的可能,寻找实现正价值的意义.其中公众批评、批评、研究者批评等因与“当事方”的利益关系不同,虽各持角度,但一定程度上都更倾向于公允的态度,更愿意采取较为普世的价值标准,是相应时期设计批评,乃至设计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源动力.对这几类设计批评主体加以剖析既有某种现实的社会性意义,也可以使得“我”或“我们”作为某一主体抱有一定自省.
一、公众批评
公众批评是指与设计活动直接相关方以外的群体或个人的批评.公众概念涉及各阶层、各类型、各区域和各利益团体的广大民众,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不一、关注视角不同,公众评价及判断依据的价值标准和尺度也有差异.公众批评反映最具广泛性的“民意”,“民意”紧密联系设计依存的日常社会生活,是对设计活动的即时反映,对设计活动的改善起到关键作用.如前一阶段有关“过度包装”“白色污染”“一次性筷子”等问题所形成的社会性关注和初步治理,均有公众对环保和“绿色设计”等理念的响应和倡导之功.
当公众批评仅以私下的口头议论方式出现时,其影响范围有限.在现代社会通常感受到的公众舆论常常是由作为公众代言人的媒体（包括网络、杂志、报纸、广播、电视、展馆等机构及其编辑、记者、时事评论员等）,与相关合作对象（包括自由撰稿人、文化名人、网络、广告商和营销商等）共同营造的.典型实例包括还包括2010年11月,依托深圳“设计之都”的地缘优势,深圳《晶报》推出了“设计批评”专栏,而《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深圳英文日报》、深圳广播电台、深圳电视台等媒体也纷纷开设了设计专题栏目.另外,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一些艺术和设计网站所进行的设计研讨具有同样的批评性质,在视觉同盟、中国交互设计网、中国文艺网/评论、今日艺术网、Arting365/中国艺术设计联盟、中国交互设计网等国内著名网络平台上的设计批评文论动态更新,涉及广泛.大众媒体的介入,更大范围地扩展了“设计批评”的社会影响,促进了公众性的广泛参与.
这种意义上的公众批评经常彰显即时的、快速的社会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又会因为公众批评的关注度大小或所借由媒体的“焦点”意识强弱而程度不同.在扩大公众批评的效应方面,无疑,作为代言人的各种背景的评论者、推介者和批评家会起到显著的作用.正如批评学者圣伯夫所言：“批评家只不过是公众的秘书,但他不是一个听候指示的秘书,他每天早晨推测、整理和草拟所有人的思想.”{1}显然,借助各种媒介支持的公众代言人需要具有类似社会精英的某种睿智或“先见之明”,不过,这也反映出公众批评的某种机制缺陷.代表大众舆论的社会效应隐含着广泛的利益关系,在以描述、引介、点评、鉴赏和“炒作”为特征的设计“时评”“新品追踪”、潮流风尚、文娱广告等媒体指引和推动下下,公众可能会被误导和利用.
公众与设计活动和现象的联系整体而言是间接的、潜在的或偶然性的.公众对设计活动的了解、认知,多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经验、情感的基础上,其对设计作品及活动的判断常是基于随机的、有限的信息来源进行的,容易受到舆论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制约.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会出现盲目性、片面性和情绪化等非理性特征.而这往往成为各种利益相关方“借题发挥”的空间.从设计营销的角度出发,适当的、合理的宣传是必要的,但那些刻意炒作、夸大其词,以虚假信息诱导公众的所谓“评议”则经常造成公众评价中的负效应.
在设计批评的实践活动中,作为公众批评代言人的媒体机构及合作者,包括某些介入的利益团体,保持对公众批评的尊重和伦理尺度,运用各种科学、合理的方式,秉持一种责任意识和基本的公允态度是必要的.近十几年来国内有关设计的大事件不少,1999 年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发起评选“新中国50周年上海经典建筑”的活动,其评选采取了专家评委组与市民各占 50%,然后综合统计的形式.评选活动引起了高度的社会关注,结果显示,某些民众意见与专家组的意见达成一致（如“金茂大厦”获评为第一名金奖）{2},说明了公众批评所具备的一定合理性.当然也有一些反例,如2008年奥运“中国印”标识、吉祥物“”；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及其标识设计、相关营销设计；以及更早的“央视大楼”（CCTV新总部大楼）都曾引起广泛争论,公众评议以各种形式在媒体上传播,部分激烈的观点引起争议,甚至被炒作,报纸、期刊登载的文章数以百计.其中评议分褒贬两级,概览之下发现“有趣”,褒奖与贬斥似互不相关,各说各话,表扬者不吝溢美之词,指责者批判其一无是处,期间情绪大于说理的例证不胜枚举.仅以库哈斯设计的“央视大楼”为例,最初的媒体介绍、称赞曾使库哈斯一度感觉良好,但他绝没有想到后来会出现“群情激愤”的舆论转向.从形态视角引发的“屈膝者”和“交媾”联想激怒了部分当今“文士”,被上纲上线的“歪门”“挑衅”“羞辱”和“寓意不良”等申诉与民族主义情绪连接发酵后,公允与容纳不在,逐渐远离了批评的初衷.{3}
当公众批评呈现理性的价值判断和公允的导向时,公众批评呈现积极的正效应,反之,则容易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大众情绪宣泄方式,甚至成为被一些利益集团利用的工具.不过,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公众批评的意义,应该肯定公众批评的正效应,那些误导公众的行为和现象只能获得暂时的、短期的实效.虚假广告和对公众不负责任的“设计”可能得一时之快,长远来看,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身的拙劣做了注脚.公众批评具有整体方面的调整机制,一些不客观、不全面的的批评,通过社会各方的监督、信息的综合,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以及更多相关批评家和专业人士的介入等方式,最终的公众批评会经历一个不断校正的过程,还原某种广泛的和一般的“真实”.
二、批评
“”是设计批评主体中的特殊一类,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及其代言人、垄断性质的组织机构和部分大型企事业单位或集团的决策部门等,是公权力的代表.有时“”还充任某些重大设计活动中的当事方,或其后台支持者,身份含混.批评有行政、管理、经济和宣传等方面的“资源”支撑,往往掌握着有关“批评”（或判断）的优势话语权.由于批评的这种强势,有可能形成对设计活动的强力限制和干预,要求设计活动被迫适应,所以容易造成设计师的畏惧和反感.
古往今来的评价都带有权利色彩,存在专断和武断的可能.代表国家意志的主体在有关设计的态度中,并非单以设计本身为价值关系的依据,而是要考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国家利益的综合诉求,意识形态、政治需求常被置于首位.如中国西汉时期未央宫的建造,其设计主旨便不是由实际需求和民生凋敝、国力不彰等客观条件出发,而要强调“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还有前苏联建国初期、德国纳粹时期的一些建筑中“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泛滥,也都是意识形态的“符号”化表现,而非是基于时代和建筑本身发展的“自然”需要.另外,主体还有各种层级,具体到各级的政府行政部门和企事业集团的行政管理机构,其对设计的评价态度有时会受到“个人意志”影响,或从局部和团体利益出发,难免局限,出现一些非理性判断和失误.比如,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争相比阔”的场馆建设、广场建设、办公楼建设等项目中,就隐含着这种被个人和团体利益代表了的所谓“”态度.
批评确实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问题,但不能以此否定批评的全部意义和作为总体概念存在的正效应.以往经验中一些被权利武断的批评,实际上并不能代表今天社会发展,机制和作风改善的基本状况.经济文化变革正深刻地影响着批评的方式和态度,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批评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常常是把双刃剑,它拥有设计师与批评家所梦寐以求的批评分贝,但稍有不慎,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就将把设计拖出正常的发展轨迹.”{4}人们须要正视这种批评展现的效力,并在实践中寻求与这一主体批评的良性互动.
同时也要看到批评通常代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的主流,拥有超越“设计”的多维度视野,居于“上流”的社会层次,以及追求“卓越”的价值实现动机.因而,如果是由开明的、懂行的和具有开拓精神的意见作支持,那么这种批评就能发挥一般主体批评达不到的效率和效应.例如1851 年英国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工业博览会就是典型的批评做主导,并取得骄人成绩的一次设计史上的盛事.此次博览会由英国艺术学会倡议,目的是为了向世界展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改善公众的审美情趣,制止设计中对旧风格的的无节制地模仿.在展会期间,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亲自担任组委会主席,包括展会评审团对入选展品的审查批评；主办机构的批评,各国政府的评论和报告等,通过报纸等媒体的传播,与广大的民众评议相互动,引发了人们对社会转型中工业设计发展的深切关注,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力.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大型设计展会,其背后的态度都是确保展会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再比如曾作为新中国“十大国庆工程项目”的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国家博物馆、首都体育场、钓鱼台国宾馆、民族饭店、北京站等,就被誉为历史上的“新中国十大建筑”,广受好评.而世界知名的一些现代建筑设计,像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卢浮宫广场玻璃金字塔等也都曾经饱受争议,但最终是获批评坚定支持而得以进行的.以悉尼歌剧院为例,查尔斯·詹克斯在《后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中曾列举了当年不同人针对悉尼歌剧院的评论：“建筑师自己将建筑物外壳比拟为球体表面和飞行中的鸟翼,很多人都曾用白色的贝壳和帆船来象征它,有的批评家说它像花朵绽放的过程,澳洲的学生则说它像‘正在行房的乌龟’,此外还有‘撞烂的一堆东西’‘没有生还者的车祸’‘互相吞噬的鱼’‘在争球的修女们’等比喻……”.{5}今天回顾这些设计活动的经历时我们也许会有更多理解,不得不说,一些从善如流,又能保持清醒“力排众议”的批评确实显示了比其他批评主体更高远的视野和判断,代表正能量.
三、研究者批评
研究者批评指以设计学者为主体的设计批评,这种批评多以针对性分析和研究为目的的文本或演讲形态为主,强调批评的逻辑性和理论性.研究者主体一般包括大学专业教师、相关研究机构学者、理论素养较高的设计师,以及相关专业媒体的专栏编辑、主持人等.这些人有着一些在今天网络话语系统中被称为“公知”的意味,代表专业、主动参与,极具批判性.研究者批评主要是通过发表文章、专著；通过参与学术论坛、设计展会评选、点评设计案例等方式阐述自己的批评主张.研究者批评常被认为是代表专家的、学术的,甚至是具有权威性的分析、评述和理论概括.由此人们常将这种主体批评的方式归结为“学院派”,但“学院派”一词并非仅是对“纯粹”理性的称颂,其潜在的涵义可谓褒贬俱在.“学院派”既代表研究者批评理论性和专业性的典范,注重“我思故我在”的独立性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具备文本形态批评可能的深刻性和系统意义.另一方面,“学院派”又与“塔”的孤芳自赏相关,常被暗指为脱离实际、纸上谈兵的代表,理论概念的晦涩、阐述行文的繁缛、形而上思维的“不着边际”等,都使得这种批评与设计师,乃至大众保持距离,难以亲和.
研究者批评的合理性和价值通常被人们正确理解,但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传媒方式的变革,也会随时受到质疑和挑战,就好像今天的“公知”一词出现概念异化一样,有时会被解读为自负、道义至上、理想主义等,有如时下部分相关设计批评文论总是围绕“以人为本”“绿色设计”“天人合一”等口号式的主题展开,重复宣教,流于空泛.这种类型的设计批评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呼吁大家重视、正视这一“大问题”“复杂问题”“道德问题”；二是指路,即要给别人指出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目标宏阔,一劳永逸,却含混不清又充满悖论,无法具体把握的“道”；三是“纯理论”,即意在哲学层面的本元理论,或依附于古人典章,欲借古比今；或转借于欧美“方法论”,要洋为中用.无论那一种情况,这类批评者冠以“专家”自居,所拥有的学院身份使其有理由编制那些纲举目张的“灰色”条目去教化大家,但似乎又不能圆满,因为实际的设计活动总有一部分突破所谓既有套路,而又能创新自立.这样就导致时下一些“专家”在滔滔不绝的宣讲后陷入尴尬,成为公众质疑甚至起哄的对象.设计批评的生命力在于真知灼见而不是理论游戏,很多时候“高深莫测”难行批评之实.
其实,无论褒贬,“学院派”本身的价值已经确认,批评的理性在于有规范、有标准、有逻辑和言之有据,这一点研究者批评功不可没.现代设计历经了多个阶段,伴随着经济、技术和社会思潮的多次转型,从最初工业化时期考虑对工业品的美化装饰,到后来执着于对工具理性的价值判定,再到对各种后现代设计诉求的包容、借鉴,期间实现了对设计本质意义认识的几次跨越.在此过程中,一批著名文艺理论家、设计师的批评理论无疑对这些认识的加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人们熟知的约翰·拉斯金、威廉·莫里斯对现代工业的批判开始,到格罗皮乌斯起草的包豪斯宣言,到勒·柯布西耶的功能美学论说,再到让·波德里亚等人对“消费社会”和现代主义的批判,为现代设计文化的形成开了个好头,也为更多公众了解设计进行了“启蒙”.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不断有新的学者加入,不断有新的视角审视,也不断引发媒体关注和热议,社会学、文化学、阐释学、传播学、符号学、艺术哲学、技术美学、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和各种其他社会学说纷纷在更高的层面上对发展中的设计及其现象展开评论和分析.
另外批评理论有多个维度,哲学层面的元批评、学科层面的批评原理、实践层面的方法论各有所依,研究对实践的作用更多是间接的产生影响.逻辑上设计理论也不是设计实践的附庸,有时甚至要保持与实践的必要距离,“冷眼”旁观能够确保一种清醒,维护一种敏感.有如研究者所称：“迄今为止我认为在设计批评上作出卓越表率的思想家是法国人让·波德里亚,他与他所处那个时代的设计师(乙方)关系疏远,也与资本家(甲方)的利益无缘,这种立场的超然使我们能够领略独立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6}但即使如此,也要承认作为设计批评理论自身包含的实践特质,决定了其总要有一个层面是须要“理论联系实际”的,如果这方面目前还没做好,那不是理论本身的错,而正是要研究者批评必须反思的方面.当代设计师和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奈克的著作《为真实世界设计：人类生态学和社会变化》《绿色律令》,以及与詹姆斯·海内斯合作的《物品是怎样不工作的？》《为人的比例设计》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维克多·帕帕奈克主张摈弃消费设计,强调设计思考要解决世界的真实需要,宣示了体现功能理性,尊重人、社会和环境间关系的设计价值观,发展出一种基于社会责任的设计道德批评.帕帕奈克以真实的设计案例作为根据提出自己的批评标准.同为设计师和学者的唐纳德·A·诺曼写了《日用品设计》一书,则从用户角度出发对工业设计中种种不周进行了朴素而深刻的批评,对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方法、原则、用户心理和思维哲学等有着独到的分析,提示了由细微处入手进行的设计“关怀”有着超过价值理性的情感意义.这些人的批评有真感觉,靠言行一致来履行使命,影响他人.同时也给予我们一种提示,理论研究如果始终不切入到设计具体问题作深度考察、分析,那么泛泛而谈的设计“玄机”与批评之“道”注定不能走远.
公众批评、批评、研究者批评是设计批评发展的源动力.公众批评最具“民意”,也容易受到片面的舆论和环境制约,但历经实践检验后最终会在不断校正的过程中还原真相；批评存在武断的可能,走向歧义的权利干预危机始终存在,另一方面,宏观的视野和综合性考量结合强势的影响和效力,再与设计活动进行良性的、代表正能量的互动则能带来高瞻远瞩的判断；研究者批评代表理论的高度和独立性,却也要反思设计批评的实践性特质,使理论与生动、新锐的具体设计形成有效的联系.不同主体的设计批评各具方位,价值与危机并存,包容和自省应是一种常态.
注释：
①蒂博代著,赵坚译：《六说文学批评》,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6页.
②郑时龄：《建筑批评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58-59页.
③河清：《“应当绞死建筑师”？评央视新大楼中标建筑方案》,《文艺报》2003年8月23日.
{4}{5}黄厚石：《设计批评》,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第54页.
{6}包林：《说是无能的设计批评》,《美术学报》2008年第1期.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孙婵
设计批评论文参考资料：
上文总结，此文是一篇关于设计批评主体和发展和不同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设计批评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设计批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