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序跋拾零》
本文是关于序跋拾零类论文如何怎么撰写与序跋和拾零方面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韩少功
无我之我
一个人不在乎与别人活得一样,也不在乎与别人活得不一样,便有了真正的自由.我记得方方曾经写得很俏皮,动笔就密植刻薄话.她也能玩魔幻,跳大神似的兴云布雨以假乱真.
读者鼓掌要她再来一个的时候,她却早已卸装.她似乎没想到要按照读者和批评家的订货单,保质保量地信守什么风格,不负众望地坚持住名牌造型,永远沐浴在聚光灯下.
洞明之人永远是有啥就说啥,想啥就写啥.近几年,“新写实”小说瞩目于中国文坛,方方又被誉为这一潮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成了读者须重新认识的一张面孔.说实话,“新写实”的名目有点缺乏含义,这顶帽子不能套住各种各样的脑袋,即便补上“生活流”“后现代”“生态小说”之类缀饰,尺寸还是过于宽大,不成其为帽子.不过,方方应该由此而感到高兴.当批评家没法从前人的帽店中挑出合适她的一顶,这证明她已经有点不伦不类. 超群者不伦,独特者不类.批评家为难之日,常常是小说家成功之时——创造的性灵已高高 飞扬在批评框架之外.
其实,方方的近作很容易理解,只是容易到了有点难的地步.可以想象她动笔时毫无竞技心态,喂过孩子洗过碗筷之后,把近旁的什么随便瞥上一眼,拿起笔就写.她就近取材,不避庸常,特别能体会小人物的物质性困窘,也不轻率许诺精神的拯救,其作品散发着俗世的体温,能使读者们联想到自己的邻居、同事、亲朋及自己.文学与生活已没有界限,就像某些后现代艺术家,能使往后的观众把任何平凡琐屑之物都疑为艺术展品.她力图避开任何理性的价值判断,取消任何创世启蒙的隐喻象征,面对沾泥带土的生活原态,面对亦善亦恶亦荣亦耻亦喜亦悲的混沌太极,她与读者一道,没法借助既有观念来读解这些再熟悉不过的经验,也就把理解力逼到了死角.“这有什么意义呢?”《桃花灿烂》中星子的一句话足以问倒古今哲人.
好的小说总是像生活一样,具有不可究诘的丰富、完整、强大,从而迫使人的理解力一次次死里求生.方方的近作似乎也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只能使某些热衷于形式的批评家含糊其辞.她像个群众文化工作者,使用公共化的语言,平易近人直截了当的方式,既是俗事便干脆俗说.她的故事是步行,实用,耐久,自然,便于把读者引向各种视角和各种景观,出入往返十分自由.这种叙述显然不是狐步、蹉步、太空步,没法让读者惊心动魄并盯住局部细看.这有什么不好吗？据说现代人主张创作主体的强化,作者应该成为作品真正的主角,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最好的内容应化作形式……这些当然是十分益智的见解,被我多次热烈拥护.不过,还有另一条见解现在很少有人说,也是应该好好说的.那就是,最好的形式应该化作内容,最好的“怎么说”应该化作“说什么”,最好的作者应该在他们的叙述对象里悄悄消失,从而达到“无我”之境.
无我便是大我.古人的《史记》《荷马史诗》等多是无我亦即大我的作品,以其天真朴素的气象,奠定人类心灵的基石.换句话说,无我之我,说到底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态度.它意味着不造作,不欺世,不哗众取宠.它意味着作者不论肤浅与否,聪慧与否,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诚实的声音.当越来越多的面孔变成谎言的时候,诚实是上帝伸向我们的援手,是一切艺术最可靠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方像其他优秀作家一样,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心魂.
（此文为英文版《方方中短篇小说集》序,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我与张柠还没见过面,只是看过他几篇批评文章,又因为《天涯》一篇文稿的关系,与他有过一两次电话的交谈.老实说,对于他的研究,我还不具备评价的资格.他的很多阐述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他的博学常令我惊异.从我已读到的有限几篇文章来看,这位批评家至少已经配置了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存在主义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如佛学与易经）等多种批评方法,学接今古,识涉中西,理法操演不拘一格.对多种知识资源的汲纳和占有,使他的批评总是不时洞开文明史的纵深空间,接引读者与人类的智慧相遇.
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似乎并不执迷于方法,在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时,表现出了应有的审慎.他不是方法的仆役、发烧友或者宣传推广机构,一方面是大胆运用各种方法,另一方面则较为注意特定方法对于特定批评对象的适用性,眼药水不会抹在脚上.他也明白方法的局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解读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他的批评“不过是众多互文的一种”.这种实践者的通达当然赢得了我的信任——因为看破了方法之短,所以最有可能用好方法之长.
二十世纪从独断论之下解放出来,加上文化资本的超常膨胀,一串串的新主义、新学派、新方法正从学院里涌现出来,让人目不暇接.随手捞上一个作家,都可以变成课题,然后养活几个文学教授.随便摘取文学作品中的一只蝴蝶、一纸病历,或者两个特异的修辞句型,也足以让某些批评家展开言之凿凿的逻辑体系和话语空间,在学术讲坛上建构流派.这是一个众声喧沸的时代,方法辈出和方法超产的时代.照理说,方法没有什么不好.方法是以逻辑组结起来的知识体系,既是认识的成果,也是认识进一步逼近事物真相的手段.没有相应的方法,我们如何能够检测出萝卜里面的维生素？没有其他方法,我们如何知道萝卜里面还有糖？还有氨基酸？还有水？还有空气？对文学的深度分析就是这样展开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文学是这样一种萝卜,并不是萝卜中各种成分简单的相加,更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种成分.测出维生素固然很重要,但维生素这东西萝卜里面有,白菜里面同样有,而且臭烘烘的垃圾里面也会有.执迷者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维生素主义”治天下,于是杰作与垃圾无从区别,真前卫与仿前卫成了一回事,优质解构与蹩脚解构成了一回事.他们甚至会把根本不会写小说的人,把最可笑的学生腔,也当作文学的流行品牌,来印证自己方法的胜利.
由此可见,批评的方法并不能等于批评.批评的方法载舟覆舟,即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也有它的边界,也有它的陷阱,弄不好就有可能使批评离艺术更远.批评最重要的功能是知心见性,是美的发现.在这一点上,万法同宗,批评家也许更需要倚重于他自己用来创造、选择、运用、超越乃至扬弃各种方法的生命感受.这种感受是他们与作品最本质的相互关切.张柠潜心于他的作品论,并且说过,他对忽略“文学性”的批评抱有警惕,也不赞成“用不合国情的西方术语来强说”中国的作品.我不知道他这些说法的全部具体所指,但我相信他正在获得一种驾驭方法的眼界和能力,正在保护和复活理法中的智慧,器识中的性情,方便多门之下精神的无限丰富性.
一个成熟的作家或作品常常是多解的代数式.如果要借用“主义”来抽象,这个作家或作品可能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现代主义的；既是古典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既是形式主义的,也是历史主义的；既是理性主义的,也是直觉主义的……严格地说,优秀的文学总是超主义的心智奇迹——至少是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其实,优秀的批评何尝不也是如此?没见过面的张柠也许能同意我这一点感想.
（此文为张柠《叙事的智慧》序,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出版）
傩：另一个中国
《圣经》中记载了人类远古时期的洪水故事,中国很多民族的古代传说里同样有洪水的故事.《圣经》中的人类始祖叫NOAH（诺亚）,中国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则叫NOYA（傩亚）.这些巧合和相似意味着什么呢?
这仅仅是很多历史谜团中的一个,也是林河先生这本书极力要探明的问题之一.本世纪以来,有助于揭破这些谜底的文化人类学获得了长足发展,改写和重构了人们的一个个历史观、文化观、哲学观、艺术观.但对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还相当陌生,以至他们在大谈弘扬传统或反叛传统时,在投入中西文化比较一类时髦话题时,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或还不大认识这一个字：傩.
傩,音nuo,或no,意为神鸟,后引申为以鸟为图腾的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活动.中国广大农村至今还十分活跃的傩戏、傩祭等,显示出这个字极强的生命力.林河先生研究“环太平洋傩文化圈”,把他以前的楚、越文化研究纳入了傩文化这个更大框架中,为清理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进而做出了有关的新解释.
除了少数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源于西方之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似已成了学界定论.北京周口店六十九万年以前的“北京人”,陕西一百万年以前的“蓝田人”,曾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但七十年代以来一连串考古新发现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特别是长江流域金沙江畔元谋地区,发现了距今四百万年以前的直立人化石,继而又发现了大溪文化、高庙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使“黄河源头”说出现了根本性的动摇.林河先生从考古学取“死”证,从民俗学取“活”证,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包括把“龙文化”与“旱粮文化”连接,把“凤文化（傩文化）”与“水稻文化”连接,以丰富的材料,证明后者就是神农氏族的原始宗教文化,从长江流域发轫,辐射全国,最后登堂入室,在商、周时代达到了权威的顶峰并且统一中国.在“龙”与“凤”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凤”文化是更早熟的文化主体,只是到了周代以后,礼制确立,神权旁落,“傩”才被驱逐到中华文明圣殿之外,成了文人雅士们不屑一顾的“乱力怪神”,被两千年来的宫廷正史所遮蔽.
在林河先生看来,周代以后的文化已经分为上、下两层.作为上层的儒家正统的礼制文化当然是重要的,但它的深度影响范围,毕竟只在占人口百分之五以下的士大夫之中；而作为下层的傩文化,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中一直长盛不衰直至二十世纪,更能引起他的同情和关注.换一句话说,后者是他心目中的“民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更重要和更真实的中国.这将导致对有关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结论的挑战：中国是雅驯的？是君臣有序的？是男女有防的？是重农轻商的？……凡此上层文化的特征,一旦到了宽阔的傩文化世界里,无不可以被迥然有别或截然相反的结论所替代.于是,中国到底是什么,不得不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说,文化人类学曾经或正在破除文化史上的欧洲中心“一元论”,那么林河先生的傩史研究,至少也在中国范围内显示出消解性和颠覆性的力量——一个是“黄河文化中心”,一个是“儒家文化中心”.这两点不再是无可怀疑.
我曾随林河先生作过一些田野调查工作,在民族文化史方面尊他为师,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度过了一些难忘的夜夜.当然,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对他在今后研究中更多注意方法论的希望,更多注意西学资源及相关工具的建议,只是出于一个局外人的感觉,仅供他参考.同样是从这种感觉出发,我一直相信,林河先生的研究——尽管眼下还不是特别完善和周密,是人们至今重视得远远不够的一笔宝贵财富,终将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别开新局,获得一种革命性的拓展和推进.
（此文为林河《古傩寻踪》序,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
治学的道与理
本科毕业以后,觉得自己英文太烂,我经常骑着脚踏车回母校去外语系旁听.其时谢少波先生正在那里执教,给过我不少方便,还定期为我私下辅导,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我们在杂乱破旧的教工宿舍楼里曾醉心于英文的诗歌与小说,共享湘江之滨一个文学梦.
稍感意外的是,他出国留学和工作以后,由文学而文化,由文化而历史与社会,成为了一个视野日益广阔的研究者和批评家,近年来更是活跃在国际学界,对一系列重大议题常有忠直发言,是全球性文化抗争中的一名狙击手和爆破手,一位挑战各种意识形态主潮的思想义侠.
他出于“后现代”师门,操持现代西方的语言学、解构主义、文化研究一类利器,擅长一套西洋学院派战法.但他以洋伐洋,入其内而出其外,以西学之长制西学之短,对象恰恰是西方中心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话语霸权.对“现代性”语义裂变的精察,对西方特殊性冒作“普适性”的明辨,对不同品格“人文主义”的清理,对“新启蒙”与“新保守”暗中勾结的剖示,对跨国资本以差异化掩盖同质化的侦测……都无不是墨凝忧患,笔挟风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杀伤力.
作为一位华裔学者,神州山河显然仍是他关切所在,是他笔下不时绽现的襟怀与视野——这既给他提供了检验理论的参照,拓展出一片创新理论的疆域.不难理解,他以多语种、多背景、多学科的杂交优势,穿行于中西之间,往返于异同两相,正在把更多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文化资源带入英语叙事,力图使十三亿人的千年变局获得恰当的理论显影,以消除西方学术盲区.
这当然是一项极有意义又极有难度的工作.想想看,一个没有亚里士多德、基督教传统、殖民远征舰队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中惊醒,一头撞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迷阵,不能不经历震痛和磨难——其难中之难,又莫过于陌生现实所需要的知识反应,莫过于循实求名.迄今为止的争争吵吵证明,中国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异数,最大的考题.无论是植根于欧美经验的西学话语,还是植根于农耕古史的国学话语,作跨时空的横移和竖移,恐都不足以描述当今中国,不足以诊断现实的疑难杂症.因此,援西入中也好,援中入西也好,都只是起点而非终点.像很多同道学人一样,少波十分明白这一条.他有时候多面迎敌,一手敢下几盘棋,不过是在杂交中合成,在合成中创新,正在投入又一次思想革命的艰难孕育.
在本书的一篇文章里,他谈到庄子及其他中国先贤在理论中的“模糊性、歧义性、不确定性”.这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也涉及知识生产的基本机制.其实,中国老百姓常说“道理”,“道”与“理”却有大不同.道是模糊的,理是清晰的；道是理之体,理是道之用；若借孔子一言,道便是“上达”之物,理只是“下学”之物——下学而上达,方构成知识成长的完整过程（见《论语·宪问》）.可惜的是,很多学人仍囿于逻各斯主义旧习,重理而轻道,或以理代道.特别是在当前文本高产的时代,一批批概念和逻辑的高手,最可能在在话语征伐中陷入无谓的自得或苦恼.他们也许不明白,离开了价值观的灵魂,离开了大众实践的活血,离开了对多样和多变世界的总体把握,离开了对知识本身的适时信任和适时怀疑,在一些具体理法上圆说了如何？不能圆说又如何？在纸面上折腾得像样了如何？折腾得不像样又如何？
历史上的各种流行伪学,其失误常常不在于它们不能言之成“理”,而在于它们迷失了为学之“道”,在大关切、大方法、大方向上盲人瞎马.比如作者在本书中谈到的“他者”之说——在成为一个概念与逻辑的问题之前,它更像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吧？若无一种善待众生的宏愿,相关的细察、深思、灵感、积学等从何而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敬重谢少波先生的思辨之理,不如说我更推崇他的为学之道；与其说我欣悦于他做了什么,不如说我更欣悦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
在一个大危机、大震荡、大重组日益逼近的当下,他也许做得了很多,也许做不了太多,这都并不要紧.但他与诸多同道共同发起的知识突围,他们的正义追求和智能再解放,已经让我听到了希望的集结号,看到了新的彼岸正在前面缓缓升起.
（此文为谢少波《另类立场》中文版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知识危机的突围者
作为一个琢磨文学的人,当一个经济学的合格读者尚且不易,为一本经济学论文集作序当然更是十分不合适.抱愧地说,我缺乏相应的知识准备来评价这本书里的观点和思路,还有背景和影响.
好在这些文章并不都是为专业读者而写的,好在经济学本身关乎大众的世俗生存,是一门社会性很强的知识,一般来说常常透出日常生活的体温.一个普通读者即使不熟悉某些术语,仍可大体感受到字里行间的亲切或冷漠、坚实或虚浮、准确或紊乱,甚至用鼻子一嗅,就不难判断些说道能否与自己的经验接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理论家越来越多文字的空转和语言的迷宫,是必要的高深还是无根的病相？说是谈中国,但有英国公式而没有中国农民佝偻的背影,有美国概念而没有中国工人汗渍的气味,有某种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大堆图表、引征、注释、索引,却永远没有中国老百姓的惊讶、迷惑以及一声叹息.这种从书本到书本再到书本的中国经济操典,岂能不让人生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诸多前辈所尊崇,在现代却继之不易.一个现代学者可能是这样生存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到博士后,除了偶有假日旅游,几乎大半辈子都封闭在语词和书卷里,然后有了高薪、轿车、网球、出国签证以及高尚社区寓所.他们研究军事却可能从未经历战火,研究政治却可能从未斩获政绩,研究经济却可能从未在车间、农田、工地、货栈、股市、海关那里摸爬滚打,甚至从未独立地赚过一分钱.英国一位著名学者D·莫里斯说过：将军一旦可以远在后方,一旦不再直面鲜血和尸体,是否会使战争变得更加轻率和残酷？这一悬问其实点破了现代知识的严重危机：不仅仅是理论正在远离实践,而且理论者正在更多地受制于利益分配区位的局限.
知识是生活的产物.丰富多样的当代中国正在孕育人类新的大知识和大学问.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而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资源、人口、地理、历史等国情条件迥异于西方的国家,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正盛产各种新的经验和新的想象,使无论欧美左派或的思想遗产,都无法准确描述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现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空白,也是知识界千载难逢的机会.人类新思想和新学术的增长点之一,最可能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最可能出现在中国、印度、非洲等这些沉默之地,而不是某些案头的精装译本里.可惜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敏感了这一点.可惜现代知识体制和现代生活模式常常阻碍某些人看到这一点.对于这些人来说,迈开两腿、出身臭汗,走出书卷局限和身份束缚是很困难的.他们的真理永远在别人的嘴上,在流行和强势的话语那里.他们宁愿鹦鹉学舌,一万遍重复“买跌不买涨”的所谓一般需求定律,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服装厂那里发现靠涨价反而促销的另一种真实；他们宁愿邯郸学步,一万次重复所谓“边际效用递减”的一般满足公式,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富有的收藏家和一个饥饿的打工者之间,发现了价值的曲变,发现理论的断裂,发现了经济学后面深深隐藏着的利益制约和文化制约——因此一个生活领域里的真知一旦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就完全失效（见本书内文）.他们似乎并不缺少知识,比方昨天曾熟悉报纸上的莫斯科,比方今天正熟悉电视里的纽约曼哈顿,他们只是对自己身边的穷乡僻壤和穷街陋巷总是盲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折腾一些空转和迷宫,他们还能说出些什么？
卢周来先生在这本文集里奔波于社会的各区域和各阶层,出入于古今中外的各种学理和感受,知行相济,道术相成,展现了一位中国年轻学者知识创新的勃勃生力和闪闪锐锋.我再说一遍,我几乎无法具体评价他的成果,而只是信赖他的治学态度.我相信,作为现代知识危机的突围者之一,周来与他的众多同道者一起,正在做一件大事,一件继往开来于人间正道的大事.
因此,他的理论求索无论长短得失都弥足珍贵.
（此文为卢周来《穷人经济学》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找回南洋
海南岛在汉代已设置郡县,并入了帝国的版图,但仍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和时密时疏的状态,于是才有南北朝冼夫人率一千多黎洞归顺朝廷的故事.没有疏离,何来归顺？
北宋以后,在蒙古、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板块的挤压之下,华夏文明中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帝国对海南的控制和渗透渐次加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的大批移民,沿东南沿海推进,渡过琼州海峡,汉人群落在海南形成了主导地位.“闽南语系”覆盖闽南、台湾、潮汕以及海南,给这一次移民留下了明显的历史遗痕.丘浚、海瑞等一批儒臣,后来都是在闽南语的氛围里得以成长.
至此,海南最终完成了对华夏的融入,成为了中原文化十分重要的向南延伸.但观察海南,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够.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缘区位,海南与东南亚相邻与相望,与南洋文化迎头相撞,同样伏有南洋文化的血脉.所谓“南洋”,就大体而言,“南”者,华夏之南也,意涉岭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的广阔地域,其主体部分又可名之为“泛印度支那”,即印度与支那（China,中国）的混合,源自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源自东亚的儒学在这里交集并存,包括深眼窝与高颧骨等马来人种的脸型,显然也是印度人与中国人在这里混血的产物.至于“洋”,海洋也,从海路传入的欧洲文化也,在中国人的现代词汇里特指十六世纪以后的西风东渐,既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第一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第二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洋火”“洋油”“洋葱”“洋灰（水泥）”等,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留下的各种新词,很早就被南洋居民们习用.
眼下从中原来到海南,人们会常常发现岛上风物土中寓“洋”.街市上的骑楼,有明显的欧陆出身,大概是先辈侨民从海外带回的建筑样式.排球运动的普及,同样有明显的欧陆烙印,以至文昌县为全国著名的“排球之乡”,几乎男女老少都熟悉这种洋体育,对太极拳与少林拳倒是较为陌生.还有语言：“老爸茶”频频出现于海南媒体,但明眼人一看就知“爸”是bar的误译.体育习语如“卖波（我的球）”,“奥洒（球出界）”,当然也分别是my ball 与 out side 的音译.如果有人从事跨语际比较研究,肯定还可在海南方言中找到更多隐藏着的英语、法语、荷兰语——虽然它们在到达海南之前,可能经过了南洋各地的二传甚至三传,离原初形态相去甚远.
有些历史教科书曾断言中国在战争以前一直“闭关锁国”,其实这种结论完全无视了汉、唐、元、明等朝代的“国际化”盛况,即使只是特指明、清两朝,也仅仅适合于中原内地,不适合同属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当年郑和下西洋并非一个孤立的奇迹,其基础与背景,是这一地区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越洋移民,一直在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商业交往,并且与东南亚人民共同营构了巨大的“南洋”.据说海南有三百多万侨胞散居海外（另说为五百多万）,足见当年“对外开放”的力度之大,以至于现在还有些海南人,对马尼拉、新加坡、曼谷、西贡的某些街巷如数家珍,却不一定知道王府井在何处.
南洋以外还有东洋,即日本与高丽.两“洋”之地大多近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曾经是帝国朝贡体系中的,受帝国羁制较少,又有对外开放的地理条件和心理传统,自然成了十六世纪以后亚洲现代化转型的排头兵.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念广为流播之前,亚洲多数国家的管辖边界和主权定位并不怎么清晰,海关、央行、国籍管理等诸多国家体制要件尚未成熟——以至于中、越两国的海陆边界到二十世纪末才得以勘定签约.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主义革命最初以南洋为基地,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场革命以改造中国乃至亚洲为目标,但最初完全依赖南洋的思想文化潮流、资金募集以及人才准备,几乎就是南洋经济和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政治表达——海南的宋氏家族以及黄埔军校里一千多海南子弟,自然成为了革命旗下活跃的身影,其倡导现代化的纷纭万象,非后来的海南人所能想象.南洋人民相互“跨国革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侨民们穿针引线和里应外合,新派人士天下一家,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的各国联动颇为相似,直到反美的“印支战争”期间仍余绪未绝,比如在胡志明的人生故事里,国界就十分模糊.
不过,“民族国家”的强化趋势不可遏止.以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以为代表的湘川农民大众,成为革命政权的主力,是中国现代史上后来的情节.这是孙中山革命阵营的进一步扩大,是从南洋开始的革命获得了中原这个更大的舞台,当然也是中国革命者们“民族国家”理念初步成型的表现.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细节：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获取内地各种革命资源之后,才放弃了文明棍、拿破仑帽、西装革履等典型的南洋侨服,创造了更接近中国口味的“中山装”.他肯定有一种直觉：穿着那种南洋侨服,走进南京或北京是不方便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普遍推广,东方巨龙真正醒过来了,只不过这一巨龙逐渐被分解成中国龙、越南龙、泰国龙以及亚洲其它小龙.九龙闹水,有喜有忧.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地后来一再发生恐怖的排华浪潮,而中国岭南地区的很多革命者,也曾在“里通外国”“地方主义”“南洋宗派主义”一类罪名下,多次受到错误政治运动的整肃.作为一个民间性的共同体,“南洋”已不复存在.“南洋”不再是一个温暖的概念,而是一段越来越遥远并且被人们怯于回忆的过去.
南洋历史,南洋与中原的互动历史,还有南洋与中原互动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其实都是了解中国与世界的重要课题——其深入研究需要更多人力投入.眼下,随着欧洲殖义从香港和澳门最终撤走,随着“10+1”（东南亚十国加中国）互助蓝图的展现,随着经济跨国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大浪汹涌,重提“南洋”恐怕并非多余.这并不是要缅怀往日帝国的朝贡体系,而是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外,获得一种人类共同体多重化与多样化的知识视野——还有善待邻人与远人的胸怀.
（此文为蔡葩《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
镜头够不着的地方
影视产品挤压纸媒读物是当下一个明显趋势,正推动文化生态的剧烈演变.前者传播快,受众广,声色并茂,还原如真,具有文字所缺乏的诸多优越,不能不使写作者们疑惑：文学是否已成为夕阳？
没错,如果文字只是用来记录实情、实景、实物、实事,这样的文学确实已遭遇强大对手,落入螳臂挡车之势,出局似乎是迟早的事.不过,再想一想就会发现,文学从不限于实录,并非某种分镜头脚本.优秀的文学实外有虚,实中寓虚,虚实相济,虚实相生,常有镜头够不着的地方.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任何比喻都是画不出来的（大意）.说少年被“爱神之箭”射中,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穿透心脏？同样的道理,今人同样可以质疑：说恋爱者在“放电”,你怎么画？画一堆变压器、线圈、插头？
画不出来,就是拍摄不出来,就是意识的非图景化.其实,不仅比喻,文学中任何精彩的修辞,任何超现实的个人感觉,表现于节奏、色彩、韵味、品相的相机把握,引导出缺略、跳跃、拼接、置换的变化多端,使一棵树也可能有上千种表达,总是令拍摄者为难,没法用镜头来精确地追踪.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感觉化之外还有文字的思辨化.钱先生未提到的是：人是高智能动物,对事物总是有智性理解,有抽象认知,有归纳、演绎、辨证、玄思等各种精神高蹈.所谓“白马非马”,具体的白马或黑马或可入图,抽象的“马”却不可入图；即便拿出一个万马图,但“动物”“生命”“物质”“有”等更高等级的相关概念,精神远行的诸多妙门,还是很难图示和图解,只能交付文字来管理.若没有文字,脑子里仅剩一堆乱糟糟的影像,人类的意识活动岂不会滑入幼儿化、动物化、白痴化？屏幕前“沙发土豆（couch potato）”式的恶嘲,指涉那种声像垃圾桶一般的大脑,越来越奇葩的大龄卡通一族,岂不会一语成谶？
一条是文字的感觉承担,一条是文字的思辨负载,均是影视镜头所短.有了这两条,写作者大可放下心来,即便撞上屏幕上的声色爆炸,汉语写作的坚守、发展、实验也并非多余.恰恰相反,文字与图像互为基因,互为隐形推手.一种强旺的文学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倒是优质影视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我从事文字写作多年,眼高手低,乏善可陈.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热情关注,以汉语实验为选材角度,以文体变革为谋划焦点,在二零一一年有关台湾版本的基础上,推出这一套三卷集,并借用我多年前的一句话：“想得清楚的写成散文,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以作散文与小说的各自题示.这种编辑思想和编辑手法,在我看来都别具一格,其复兴汉语写作的大志也令人欣慰.
至于实际效益,则有待读者检验了.
（此文为三卷本《韩少功汉语探索读本》序,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
思想史的侦探者
侦探小说常被归类为俗文学,大多配以花哨或阴森的封面,堆放在流行读物摊位,吸引市井闲人的眼球,被他们心惊肉跳却也没心没肺地读过即扔.如果有人要把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如同一个经学院要办成夜总会,一个便利店要出售航天器,在很多读书人看来纯属胡闹.
本书作者刘禾却偏偏这样做了.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她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这本书的结构主线,是考证纳博科夫小说中一个叫“奈思毕特”（NESBIT）的人物原型,因此全书看上去仍是文学研究,西方学界常见的文本细读和资料深究,教授们通常干的那种累活.不过,作者的惊人之处,是放弃论文体,换上散文体；淡化学科性,强化现场感；隐藏了大量概念与逻辑,释放出情节悬念、人物形象、生活氛围、物质细节……一种侦探小说的戏仿体就这样横里杀出,冠以《幽影剑桥》或《魂迹英伦》的书名都似无不可.这也许不是什么学术噱头.用作者的话来说：“（文本分析）不是普通的阅读,而是智力游戏,和下棋、推理小说和数学的博弈论差不多,这些领域之间既隔又不隔.”“任何人只要获得文本分析的诀窍,运用起来则放四海而皆准,适用于历史、法律、经济、文学以及任何需要诠释的生活对象,为什么？因为文本分析是思想的侦探仪,而思想和罪犯一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显然,作者对拆字法的兴趣并非动笔主因.她对历史人物的知人论世和语境还原,对生活暗层和时代深处幽微形迹的细心勘验,对权力和利益在相关语词后如何隐匿、流窜、整容、变节、串谋、作案的专业敏感,如此等等,与柯南·道尔的业务确实相去不远.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相后的意识形态真凶？因此,一部思想史论潜入侦探故事,其法相近,其道相通,两者之间并无太大的文体区隔.
“奈思毕特”几乎是一个隐身人.据传记作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透露：巴特勒,一个保守党政客,曾任英联邦副首相,就是柰思毕特面具后面的那一个.传说纳博科夫自己就有过这样的指认.但本书作者很快找出一系列重大疑点,证明这一指认很不靠谱,颇像纳博科夫的文字游戏再次得手,伪造现场后脱身走人.
从这一些疑点开始,飞机一次次腾空而起,作者混入熙熙攘攘的旅行客流,其侦探足迹遍及英国、法国、瑞士等诸多历史现场,寻访证人,调阅证词,比对证物,一大批涉案者随后渐次浮出水面.作者看来也不无惊讶,这个以“牛（津）（剑）桥故事”为核心的关联圈里,竟有地位显赫的科学家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布雷赫特、霍尔丹等,有人文界名流普利斯特利、里尔克、奥威尔、艾略特、海耶克、徐志摩、萧乾、尼卡（纳博科夫的表弟）等,几乎构成了二十世纪初一份可观的知识界名人录,一大堆彼此独立又相互交集的人生故事,由一个神秘的NESBIT从中串结成网.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一旦走出声名和地位的世俗光环,都有政治面容真切显影,后人无法视而不见.在那个资本主义如日初升的年代,全球知识界似乎初遇现代性裂变.无论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如贝尔纳、李约瑟、魏丁顿等）,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如布雷赫特等）,这些大牌科学家清一色左倾,“剑桥帮”几成红色老营,被英美情报机构严防死打.这是一个疑问.人文界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普利斯特利、里尔克等走左线；奥威尔、尼卡等向右转；艾略特不太左却恶评《动物农场》；纳博科夫相当右但又与同门诸公格格不入.当毕加索忽悠“四维空间”艺术时尚时,似乎只有徐志摩这样的穷国小资,才对西洋景两眼放光,小清新萌态可掬,未入住剑桥也未在剑桥正式注册却写出了一大堆剑桥恋曲,其文学观却七零八落,跟风多变,能对齐主流舆论便行.这又是一连串可供思考的疑问.
一幅五光十色的知识界众生相,一种几被今人遗忘的政治生态图谱,较之于百年后全球性的理想退潮和目标迷失,较之于当下阶级、国家、文明、种族、性别的冲突交织如麻,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作为一部献给中国读者的重要备忘录,作者在这里以小案带出大案,从小题目开出大视野,终于走向政治思想史的世纪追问和全球审视,重拾前人足迹,直指世道人心,再一次力图对人格、价值观、社会理想、思考智慧给予急切唤醒.
因大量采用叙事手法,作者轻装上阵,信笔点染,灵活进退,以一种东张西望处处留心的姿态,布下了不少传统文论所定义的“闲笔”.其实闲笔不闲.剑桥高桌晚餐时男士们一件件刻板的黑袍,与默克制药公司职员谈及任何专业研究时的吞吞吐吐,看似两不相干,如联系起来看,倒是拼合出当代西方社会的某个重要特征：既有宗教的顽强延伸,又有商业化的全面高压.当年波斯米亚风气之下的裸泳和开放婚姻,与美国校园里“光身汉”吃官司与狱中自杀,看似也是些边角余料,开心小桥段,如稍加组合与比对,却也轻轻勾勒出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流变.更可能让中国读者感慨的是：当年有仆人给学生们一一上门送饭的奢华剑桥,仍让出身于俄国贵族的纳博科夫难以忍受,当然是比他锦衣玉食的魏拉公馆寒酸太多；而中国明星学者梁启超只能蜗居巴黎远郊,差一点被冻死,成天须靠运动取暖；他的同胞北岛,一个瘦削和忧郁的流亡诗人,近百年后仍只能静守北欧冰天雪地的长夜,“一个人独自对着镜子说中文”……在这里,表面上平等而优雅的文明对话后面,书生们最喜欢在书本中编排的国际名流大派对后面,有多少利益、财富、资源的占有等级早已森然就位,有多少当事人困于阶级和民族生存背景的深刻断裂——看似细微末节的这一切,难道不也在悄悄说破重大的历史奥秘？
由此说来,闲笔也是主旨,叙事也是论说.由氛围、形象、故事组成的感觉传达同时也是理性推进,更准确地说,是对理性的及时养护与全面激活.很长一段时间来,理论是有关苹果的公式而不是苹果,更远离生长苹果的水土环境和生态条件,于是很容易沦为概念繁殖概念,逻辑衍生逻辑,一些公式缠绕公式的封闭性游戏.但文科理论的有效性在于解释生活,解释人与社会,不在于其它.如果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些说法,还要知道这些说法是何人所说,在何种处境中所说,因何种目的和机缘所说,从而真正明白这些说法的意涵和指涉,那么就不能不把目光越过说法,抵近观察当事人的活法,去看清构成某种活法的相关氛围、形象、故事——也许,一种夹叙夹议的文体,理性与感性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或可为这种观察提供便利.
形式从来都是内容的.本书作者的文体选择,与一种还原语境与激活历史的治学思路,看来是写作的一体两面.
据她所述,侦破之旅一开始并不顺利.第一次叩门剑桥的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档案部就吃了闭门羹.因一封联系信函石沉大海,反复解释和恳求最终无效,冷泠的管理员不给她任何机会：
“对不起,没有事先预约,就不能进档案馆.”
她只能绝望地离开.
读到这里时,我觉得这一小事故如同隐喻.我们都没拿到幽灵的回执,永不会有历史彼岸的邀请,只能在黑暗中与自己相约,奔赴永无终点的求知长旅.
（此文为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回答一个世纪之问
欧洲进入工业化时人口不足一亿；而眼下中国起码相当于那时的十个欧洲.美国经济起飞时每桶原油一美元左右,而当今中国正遭遇这个百倍以上的疯涨.可以比较的悬殊条件远不止于此.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乱、极贫、极弱的烂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在中国成立后的九十年,其经济总量连续超越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直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不久前预测：中国将在五年（按PPP计算）或十五年（按GDP计算）后取代美国,实现经济总量全球第一.
环顾全世界一百多个曾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同类国家,这样的成功并不多见.其原因是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吗？当然是.但答案不会这样简单.因为非洲早就有市场经济,东欧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拉丁美洲、南亚等早就开始与国际社会接轨,甚至全盘复制西方的宗教、政体、教育、文字以及土地私有制,但那里并未出现全方位的持续快进,甚至很多国家至今仍困于饥饿与战火.被誉为世界“最大国家”的印度,一九四九年尚比中国略富,二零一零年却是总量和人均GDP均只及中国的四分之一——两个人口大国应该说都有不错的发展,但差距不幸被一再拉大.印度的腐败指数,在西方有关机构的一再核查下也比中国难看许多.
这样看来,对中国式成功的原因探索,须延展到市场经济之外,须延伸到改革开放之前,即从“后三十年”延伸到“前三十年”,延伸到更为久远的一九二一或一九一一.历史是一张无法剪碎的大网和一条无法割断的长河.百年苦斗之下国人的一系列成果,包括民族主权独立这样的政治遗产,包括“两弹一星”“全民扫盲”这样的经济和文化遗产,作为改革开放的基础打造和条件依托,作为中国特色的另一剖面,不应排除在视野之外.同样,百年苦斗之下国人的诸多学费,包括惨痛的“大跃进”和“”,作为改革开放的教训资源和校正依据,也不可讳言.这就像我一位朋友的比喻：一个人吃到第三个馒头的时候感觉自己饱了,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第一个、第二个馒头,你那第三个馒头的神力何在？
哪怕前两个馒头里夹杂了糟糠甚至泥沙.
可惜的是,近年来对历史的虚无化乃至妖魔化,在某些人那里几成时尚.他们清算革命代价,指斥革命过程中的失误、过错以及假革命之名的罪恶,这都没有错,不失为总结经验教训的直言和善言.但如果这样做,竟是一心让中国换轨为菲律宾或乌干达的道路,有什么智商可言？如果说革命的代价令人揪心,但革命前是否就没代价？不革命是否就免代价？革命所针对的极乱、极贫、极弱,革命所终结的国土沦丧、军阀混乱、饿莩遍地、流民如潮、欺男霸女、烟馆娼楼、买办资本独大等等,岂不是人民更加难以承受的大祸？显然,革命并不能许诺一个馒头就吃饱肚子,更不能许诺一个馒头就是天堂的门票,但革命是卑贱者最后的权利,是各种两难选择之下的迫不得已和特事特办,是救国救民者的慷慨赴义和替天行道.少数后人置身局外的夸夸其谈,其历史“洁癖”如果不算幼稚,便是居心不端——他们无法接近中国革命的最大真相,也必然曲解当今时代的丰富内涵.
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琼崖红色记忆》,编选了一百多位作者回忆父辈革命史迹的纪念性文章,重温琼崖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和岁月,扩展历史眼界,再现先烈的音容风貌,表达了新一代人崇高的时代礼赞,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认识视角——当今中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历史深处一步步拼出来、扛出来、磨出来、熬出来的,几乎在每一寸土地都烙下了痛苦与牺牲.事实上,如果说这个千面中国难以琢磨,实为当今全球学界公认的一大谜团,那么求解这一谜团的最初线索,也许要从很多年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某个深夜开始,从很多年前一个儿子或母亲离家远行的某个拂晓开始,从很多年前一些普通男女泪流满面或血溅五步的生死一刻开始.这本书朴素地讲述一个个这样的时刻；换句话说,是与长眠地下的千万亡魂今夜重逢,共同回答一个世纪之问.
（此文为《琼崖红色记忆》序,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
直面其心
一平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两人务农之地相近,后又分别供职于县里两部门,仅一墙之隔.他天资聪颖,书法、美术、文学、声乐、象棋、篮球、乒乓球等无师自通,上手即高手,友人无不惊羡.但聪明人的风险是什么都玩得转于是什么都玩,时间一长也就成了广谱药丸和游击大侠,能遍地开花,专业识别度却稍显模糊.
术业专攻其实也有风险.古人曾说“内美”与“修能”.专攻者勤学苦练一大堆知识和技法,实质上是传承前人经验,对接文化成习,以求作品接受面最大化.但旧识易壅蔽心灵,匠技易淹没情志,一旦入而不出,“修能”便伤其“内美”.这里有内外兼修的两难.太多从艺者一辈子克隆前贤,高仿古法,更像是一些业务兴隆的复制专家.
从艺术史的谱系看,一平远离宋元,趋近明清,重意而轻于形,求道而慎于术.用他自己的话说：“道高于术,道法自然.”“艺术中的法非永恒不变,先有法,后有变法,最后无法生万法.”其实他对于明清前辈也仅取其神,并不愿亦步亦趋.因此,他的书、画、印皆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天马行空,很难纳入任何批评程式的框架——包括明清文人写意传统那一路.
换句话说,与其说这里是一些可供观赏和解析的作品,勿宁说更像作者心境的随机成像,一个人内心的纷纷裸示.与其说观众可读他的手,可读他的脑,勿宁说更须直面其心.
比较能给我感觉的作品有：《回家》的飘忽步履必定是指向草庐之门.《渭城朝雨》恍如石匠字和铁匠字,是劳动号子一声声砸出来的.《焉能摧眉》充满民间野性,恰似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大出一口恶气.《知行合一》有桀骜不驯睥睨天下的雄强.《楚风寻我》形如披头散发上天入地的楚徒.《出入平安》都给人一种紧张感,布下某种易爆的危机气氛.《酒》《随意》《两幅泼写的字》像神魔并出,大闹天下,驰骋万里.《佛魔一念间》《生生不息》等初看如胸透胶片,或噩梦截屏,黑压压的致人惊骇,但一种浑身是胆金刚怒目式的威猛尽出其中.《阿哥阿妹在深山》的亲昵娇憨实在太可爱了.《毛古斯》隐藏了小屁孩顽皮捣蛋的劲头.《我》和《虎寿》分明是笑出来的字,与《乐》和《心如月性似风》那些醉出来的字相映成趣,都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乐.《开心》是跳动和踊跃,相当于管弦锣鼓交织的欢腾.《悠悠寸草心》无异于乖孩子想家,小眼睛眨巴眨巴,襁袍之梦忽在目前.《天涯比邻》的寥落感和孤独感让人恻然不已.《逝》是一曲幽幽通向远方的阳关三叠.《自强求缺》有一种俭朴、低调、清高的隐形标高.《守正出奇》掩不住淡定、慎独、大巧若拙、外圆内方的悄悄自许.《卜素朴素》放达而飘逸,宠辱两忘,目无今古,禅定不为,差不多是一声声云外鹤鸣.《无穷》《给弟弟路平的酒字》等则有亲切的点染,柔情的流淌,阳光的泼洒,空阔而静寂的逝者如斯,一瞬即万世的时空凝固……
这些视觉造型有的朴拙,有的狂放,有的萌态可掬,有的仙气回环,还有些意蕴亦虚亦实,忽近忽远,才上眉头又上心头,我也难以寻找和捕捉.合上画册,一声唏嘘,一平还有多少胸中块垒需要在纸上燃烧与迸放？
艺术是寂寞的,“无法生万法”的艺术家更有寂寞长途,与齐声鼓掌万众欢呼市场天价注定无缘.他想必对此已有所准备.
我与他见面不多,联络也疏,遥想当年乡下的雨夜对床已恍若隔世.好了,谢谢他一册《莫非》抵达,让我有机会重返当年,在想象中点燃一盏油灯,听他在雨声中把自己此生娓娓道来.
（此文为刘一平书画印作品集《莫非》序,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
语言之外还有什么
敬文东先生兼事小说与理论,在这本理论里不免流露出小说家的余兴和积习,不时冒出比喻的嗜好、形容的冲动、戏说与大话的口吻,差不多上演了一出理论脱口秀,或是说书人嘴里的章回哲学.
令人捏一把汗的是,这位说书人选择了一个艰深得不能再艰深的话本,玄奥得不能再玄奥的回目——向“话语拜物教”发起挑战.
自西方学界的“语言学转向”以来,人们发现世界只能在语言中呈现,主流哲学因此几成语言学,文本学,话语学.但大破诸多存在幻象之后,很多人也兴冲冲一头扑进了语言囚笼.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闭嘴,那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连假定的客观真实也缺乏依据和毫无意义.这样,在他们那里,世界开始消失,镜片而不是景物成了观测对象,耳膜而不是声音成了倾听对象,传统定义下的自在之物如果偶尔还被谈及,却已渐失人间气息,渐失触感和重量,眼看就要坠入虚无黑洞.
我理解敬文东此时的不安,包括他对某些同路人的敏锐生疑.在他看来,同样不安的那些人虽然重提社会与历史,摆出了一种针对话语崇拜的另类姿态,但他们的社会与历史仍限于纸面叙事,只是一些符号和修辞的浮影,其反叛无异于窝里斗,体制内造反,以逆子之名行孝子之实——这种疑问同样深得我心.
事实上,“窝里斗”本身就是社会与历史的产物,也只有在社会与历史的背景里方可得到辨认.时值现代社会,一时间院校猛增,印刷机狂转,书本知识爆炸,科层化与专业化一统天下,白领与蓝领的社会鸿沟日深……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事件,使大多文科雇员只能寄生于文本,呼吸于文本,想象历史和社会于文本.对于这些文本生物而言,真要从文本的十面埋伏中杀出一条血路,谈何容易！尤其是某些长期浸淫于西方逻各斯传统的一根筋人士,若想一步跳出自己的肉身,谈何容易！
话语崇拜教差不多就是校园产物,是文本过剩时代的产物,却并非纸老虎一只.需要自警的是,如果我们没法找到非语言的认知通道,没法找到超逻辑的实证坐标,没法测出隐在文本纵深的实在之基,实在之根,实在之重力,那么一不留神同样会深陷话语迷阵,不一定比我们的对手走得更远.
在这里,敬文东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尽力充分准备——这表现在他对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现代西学资源的广泛涉猎和梳理.他尽力周到谋略——这表现在他在笔下稳打稳扎,瞻前顾后,细心布局,重阵推进,哪怕在某些细节里死缠烂打也在所不辞.他当然还有乾坤独断一往无前的气概——这表现在他不吝赞许也不避挑剔,大胆学习也大胆怀疑,时时活跃着一个独立的大脑,与各种学术经典平等过招,从严对练,即便在光环闪烁的前辈面前,也有六经注我的大志,决不心虚和腿软.我匆匆读完此书以后的感觉,是胆大后生竟一个人发动了淮海战役或平津战役,一心要面对人类的千年难题立言,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神圣王国里再度立法,其志不可不赞,其创新的活力不可不奇.
在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单向运动格局里,这种宽辐和深度的反思并不多见.至于他是否赢得了这场战争？或者说他斩获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其装备有何优越又有何缺陷？其战法有何成功又有何失误？其攻势在何处强劲有力又在何处虚弱不支？……这一切尚需行家们事后仔细评点,非此处一篇短序所能详叙.作为友人之一,我从这本书里得到很多启发,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向作者讨教、商榷以及争辩,只能留待日后饶舌.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着手行动才有赢得胜利的可能,敬文东已置身于知识危机的突围前沿,已奋不顾身跃出掩体,投入了一次文本深处的求真之旅,一场重新为人类找回真知与真相的方法之争、智识之争、意义与价值之争.
在我看来,面对一个人文知识界越来越无根化和空心化的时代,这一场意义深远的世纪之战无可回避.
愿有更多的志士前来关注和参与.
（此文为敬文东《随贝格尔号出游》序,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为语言招魂
学语言,其实是最简易之事.一个人可能学不好数学,学不好哲学,学不好园艺或烹调,但只要没有生理残障,又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再笨,也能跟着姥姥或邻童学出流利的言语.即便是学外语,一般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天赋和才华,你把几百个或几千个小时砸进去,何愁不能换上一条纯正的伦敦皇家之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加速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举国上下的英语热.近两亿学生娃娃哗啦啦大读英语,热得也许有点过了头,在英语发展史上也算罕见的奇观.但英语热了多年,有些中国人一旦用英语,还是挠头抓腮,半生不熟,有七没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于是自觉愚笨无比——其实,这种自惭也过了头.
英语难学至少有以下原因：
汉语以方块字为书写形式,是一种表意语言,与英语一类表音语言有天然区隔,在历史上风马牛不相及,长期绝缘,基质大异,各有固习和定规.比较而言,印欧语系虽然品种繁多,但同出一源,其中有拉丁语一分为多,有日尔曼语一分为多,分家兄弟仍分享着几分相似的容颜,是大同小异或明异暗同.此后,英语在英伦三岛上形成,作为“三次入侵和一次文化革命”的产物,被丹尼尔·笛福视为“罗马/撒克逊/丹麦/诺曼人”的共同创造,其中包括了日尔曼与拉丁两大语流的别后重逢,可视为发生在欧洲边地的远亲联姻.由此不难理解,英语虽为混血之物,仍承续着印欧语系的自家血脉,与各个亲缘语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南欧或中欧人学习英语,或多或少仍有亲近熟悉之便,不似中国人一眼望去举目无亲毫无依傍,没有进入的凭籍.
另一方面,汉语曾被沙漠和高山局限在东亚,是十六世纪以后一个民族逐渐沦入虚弱时的语言,虽有一份恒定与单纯,却缺乏在全球扩张的机会.可以比较的是,英语凭借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超级大国的两代强势,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段内,由水手、士兵、商人、传教士、总督、跨国公司、好莱坞影片、BBC广播、微软电脑软件等推向了全球,一度覆盖了和仍在覆盖着世界上的辽阔版图.在这一过程中,物种一经遗传就难免变异,规模一旦庞大就可能瓦解.英语离开母土而远走它乡,实现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结果,竟是变得五花八门和各行其是.尽管“女王英语”通过广播、字典、教科书等,仍在努力坚守标准和维系破局,但不同自然条件、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有力推动,使散布在欧、美、澳、非、亚的各种英语变体,还是无可挽回地渐行渐远.到最后,世界上不再有什么标准英语,只有事实上“复数的英语”——包括作为母语和作为第二语的各式英语,包括贫困民族和贫困阶层那里各种半合法的“破英语”.高达五十万的英语词汇量,比汉字总量多出十几倍,就是分裂化带来的超大化,大得让人绝望.一个英美奇才尚无望将其一网打尽,中国的学习者们又岂能没有力不从心的沮丧？
更重要的是,生活是语言之母,任何绕过相应生活经历的语言学习必定事倍功半.当英语仅仅作为一门外语时,在学习者那里常常只是纸上的符号,无法链接心中的往事,于是类似没有爱情的一纸婚书,没有岁月的一本日历,庭院房屋已经消失的一个住址,没有生命感觉的注入,不是活的语言.学习者们不一定知道,英语中所有寻常和反常的语言现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过都是历史的自然遗痕.在过去的十几个世纪里,英语是先民游牧的语言,是海盗征战的语言,是都市和市民阶层顽强崛起的语言,是美洲殖民地里劳动和战争的语言,是澳洲流犯、南洋商人以及海地区混血家庭的语言,是南非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语言,是资本主义技术精英在硅谷发动信息革命的机器语言……中国人置身于遥远的农耕文明,没有亲历这诸多故事,对英语自然少不了经验障碍；如果对这一切又没有足够的知识追补,真正进入英语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一切学习英语的人来说,眼前这本《英语的故事》十分重要.作者罗伯特·麦克拉姆等人给学习者们提供了必要的补课.它拒绝语言学中的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从语言中破译生活,以生活来注解语言,用一种近似语言考古学的态度,将读者引入历史深处,其细心周到的考察,生动明快的笔触,恢复了语言与生活的原生关系,重现了语言背后的生存处境和表达依据,使一个个看似呆板和枯燥的词语起死回生.这是一本为词典找回脉跳、体温以及表情的书,是为语言学招魂的书.它甚至不仅仅是一本语言史,而是以英语为线索,检索了英语所网结的全部生态史、生活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在史学领域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文化史当然包括了文学史——读过此书之后,像我这样的文学读者,对莎士比亚、尤利西斯、惠特曼等西方作家想必也会有新的发现和理解,对一般文学史里的诸多疑团可能会有意外的恍然大悟.
因此,在一个中国全面开放的时代,一切对西方有兴趣的读者,一切知识必须涉外的学者、记者、商人、教师、官员以及政治家,都能从这本书中获益,都能透过英语之镜对西方文明获得更加逼近和入微的观察.
本书的译者欧阳昱,长期旅居英语国家,是一个诗人兼小说家,有汉语写作和英语写作的丰富经验,在此书的翻译中经常音意双求,源流兼顾,形神并举,有一些译法上别开生面和饶有趣味的独创,颇费了一番心血.个别词语如“币造”（coin 原意为币,引伸意为生造或杜撰）,出于词汇上援西入中的良苦用心,虽不易被有些读者接受,却也不失勇敢探索之功,为进一步的切磋提供了基础.
（此文为欧阳昱所译《英语的故事》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韩少功,长沙人,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汨罗插队务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先后任《主人翁》杂志副主编、《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现任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主要作品有《韩少功作品集》（9卷本）.另有翻译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最佳图书奖、法国文艺骑士奖章、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首届萧红文学奖等.有30多种作品译本在境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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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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