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抗战胜利时刻，和港督代表的一次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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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本文作者时任广东东江抗日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主任,根据指示精神,组织派其为代表,到香港与港督代表举行了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
香港问题的战略决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港被划为中国战区.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香港属广州受降区.但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都在大后方,被安排参加广州受降区的第二集团军的四个军都在广西及粤西的湛江,直到9月15日,张发奎司令才乘飞机到达广州,参加了16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受降仪式.
抗战期间,中国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在香港、九龙、新界地区开展了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抗日游击战争,占领了九龙、新界的部分区域.
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路军延安总部在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出了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并准备收复部分大中城市及进兵东北.
在接到延安总部的命令后,东江纵队于8月11日8时40分发出了《紧急命令》.14日,广东区党委又发出了《对目前时局的紧急指示》.据此,广东各抗日武装为收复被占国土,收缴日伪军武器及物资,迅速开展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
英国为保持在亚洲和中国的利益,不愿轻易放弃香港,他们早在1942年就组织了一个重占香港的研究小组,并于1945年8月下旬在香港登陆.但英国人既惧怕国民党收复香港,也不愿意在香港继续扩大势力,同时对美国表面上支持自己收复香港、暗地插足香港事务的野心十分不满,英国要在这三方中权衡利弊.
面对这一局面,如何保卫中国人民在香港的利益,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一大课题.
当时,党获悉国民党和英国都力争收复香港,而中国在华南尚无力接收和管理像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和党初步形成了长期利用香港的战略设想.为此,就我党在香港工作问题向广东区党委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并要求派出代表与港英当局举行谈判.
分析指出：收复香港是英国的既定目标,但它将面临与国共两党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它必须有所取舍.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国民党收复香港,以免在政治上处于被动.但是只要我们能在香港站稳脚跟,就可以对其长期打算,长期利用.因此,指示我们,应利用国民党、英、美之间的矛盾,利用我党于抗战期间在香港打下的基础,迫使港英当局同意在港合法地位,大力开展在港公开工作局面,促使港英当局实现若干改良,造成便利分子活动之条件,并将其建设成为华南运动的基地.同意港九独立大队撤回内地,以便于我们与港英当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与港督代表初次交锋
在与港督代表的初次谈判中,我主要强调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立场,指出：香港、九龙、新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英国是靠发动侵略战争及当时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攫取的,我们总有一天要全部收回；鉴于目前局势和种种原因,我们暂时有条件地同意英国“收复”香港,但必须保护中国人民在港利益.
为使谈判向有利于我方的既定目标转换,我将话题转到了抗战内容.
首先,我提到双方的一次失败合作.我指出,1941年冬前,经批准,我们曾派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夏衍、乔冠华与港督杨慕琦派出的代表布政司詹臣及澳大利亚籍英国记者贝特兰举行了秘密会谈,商议共同保卫香港事宜.由于英方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又轻信日本特使在华盛顿的游说,以为香港能保太平,坐失与我方合作的良机.
其次,我概述了秘密大营救.后,我们在营救中国文化精英和爱国人士的同时,积极营救了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国际友人.可惜的是,当时被关在集中营中的香港总监依云士目光短浅,以为战争很快结束,担心越狱有危险,下令不准任何人参加我们组织的越狱行动,致使大多数人不敢出逃.接着我又指出,仅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后的一年中,我们就营救了英国人19人、印度人26人,其中有港府和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军官、义勇军及其他各类人员.在此一年中,我们仅为营救英国人和印度人就耗费了5万余元港币.我同时指责港英当局不守信誉,原来曾答应我们每救出一人,除提供全部营救费用外,另给2000元港币奖励金,但至今都未兑现.以后,我们与英军服务团合作,英方才提供了1000元港币慰劳金和3万元国币,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这些款项还不够其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开支.在秘密大营救工作中,我们的人员出生入死来往于港九与东江游击区之间,有的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
再次,我提到了军事情报合作.我指出,在期间,为贯彻关于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我们利用自己200余人的情报网与盟军开展了情报工作,向他们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情报,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东江纵队的上述工作,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及英军服务团最高负责人赖特上校都曾给以高度评价,并多次诚挚地向我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又略述了港九抗日游击战.我特别提醒他们注意,当日军进攻香港后,港督杨慕琦率部投降,而领导的游击队却在港九地区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我们炸机场,断桥梁,袭舰艇,打日寇,除汉奸,搅得敌人不得安宁,并解放了港九大部分农村和海岛.
随即,我们出具了事先准备好的有关材料,其中包括东江纵队与英军服务团合作的报告、东江纵队营救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国际友人的统计材料等.我同时还要英方代表注意：中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的董必武等人现在正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出席美国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我正告英方谈判代表：历史证明,在中国的领土上,合作,对双方有利；不合作,最终吃亏的还是你们.
港督代表听了这一番话后,态度变得明显和缓,他对我所谈及的各项事实均表赞同.
确立在港合法地位
有了上述的交锋后,我们即转入了谈判的实质性内容,这就是在港地位及中国人民在港利益.根据指示精神,我们应通过谈判迫使英方同意在港合法地位,允许我党以半公开形式在港从事各项活动,即不论是秘密和公开活动均不以名义出现,我们的活动也不以推翻港英政府为目的.
为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我们曾在1920年动过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港英统治当局.但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在香港的几乎所有活动均属“非法”性质.在抗日战争中,是中国领导的游击队坚持了港九地区的抗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现在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在香港占有一席之地.
为此,我在以后的谈判中提出如下要求和条件：①承认在港合法地位,同意在港建立半公开工作机构；②允许我方人员在港九居住、往来、从业自由及募捐；③同意我在港出版日报及刊物；④同意并帮助我方在港设立秘密电台；⑤在我武装撤出后,英方应保护我非武装人员和伤病员的安全；⑥我在大鹏湾的海面部队,因要保护商旅安全,应准予延缓撤出时间；⑦准予港九人民有武装自己和维持社会治安的权利；⑧组织战后救济会,赈济灾民；⑨非经我方同意,英军不得进入我控制地区等.
港督代表当时从心里很不想接受上述条件,但碍于当时的历史状况和各方力量格局,最终还是全部同意了我方提出的要求,只是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至此,我们与港英当局谈判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我根据指示精神向英方承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将在近期内全部撤出.
这次会谈后,由广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以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长和大队政委的名义起草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宣布该部将在一周内全部撤出香港地区,并油印成传单于9月28日在港九各地散发.
当时香港治安紊乱,百废待举,驻港英军兵力严重不足,而港英当局又不敢不想请国民党军队协助维持社会治安,于是,港英当局为了维持香港的社会秩序,从战乱中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我们的力量.鉴于东江纵队驻港部队在广大群众中有良好的声誉,港督代表提出请求,希望港九独立大队暂缓撤出,帮助维持社会治安,组织港九民众建立自卫武装和筹建后备力量等.
10月间,广东区党委将这些谈判的结果陆续电报,随后,批准了华南党组织在港活动方案.
全面开展在港半公开工作
为贯彻关于开展香港城市工作的指示和谈判决定,广东区党委于1945年9月起陆续派出大批干部进入香港,并划分为秘密和半公开两大工作系统,分别由区党委委员梁广、黄康及连贯、饶彰风负责.
1946年1月15日及2月5日,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分别迁入香港.6月,设立了半公开工作机构港粤工作委员会,由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兼书记.我党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了统战、文化、宣传、财经、外事、侨运、情报等工作.1947年5月,成立香港分局（1949年4月改称华南分局）,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广东区党委城委改称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梁广为书记.香港成为华南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
1945年11月13日,广东区党委机关报《正报》在香港创刊；同年年底,建立了新华南通讯社.1946年9月1日,我们创办的香港劳工子弟学校开学.
解放战争时期,香港分局在港九地区举办了二十几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为华南和西南地区培训了省、地、县级干部数百人.在此期间,上海局也将许多期学习班转移到香港举办.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政官员在内地的许多重大起义,也是在香港策动和完成的.在此期间,我们还发动滞留在港的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资委会、招商局、九龙关等25个经济机构起义,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以后,我们接收了这些机构的大量资产,其中绝大部分员工也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人才.
（摘自《炎黄世界》谭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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