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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秀政治伦理思想探微王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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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生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在滇西北地区爆发的杜文秀领导的反清起义,是汉族与回、白、彝、纳西、傈僳等少数民族联合反对清朝民族压迫的进步起义,这次起义是最不带有偏狭的民族和宗教的起义,在云南各民族联合反抗封建民族压迫的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杜文秀在领导起义过程中形成了并付诸实际斗争实践的社会政治思想.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包含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杜文秀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杜文秀；政治伦理思想；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0-0085-03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关乎大局.只有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平等,才会有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传奇人物杜文秀其政治伦理思想中所蕴含的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思想价值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

一、杜文秀其人

1840年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的侵略愈演愈烈,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清王朝腐败蔓延,卖国求荣,民不聊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各族人民饱受灾难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最可歌可泣的时期.

云南的回汉两族长期杂错相居,世代相安友好.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清廷政府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挑拨离间,回汉械斗事件不断发生,由于未得到合理解决,激起了回族人民的极大愤慨.咸丰四年（1854）开始,临安的汉绅恶霸企图夺取楚雄府南安州回民经营的碎银矿,双方不断发生攻杀事件,清廷官吏“不持公平判决”,反而“暗中挑拨,意在两伤,藉邀功利”[1]293,导致事态日趋严重.咸丰六年（1856）四月清廷官吏竟诬蔑回民要“阴谋作乱”“饬令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1]294,清廷政府的这种野蛮行径最终触发了云南回民大起义.

杜文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位传奇人物[4].杜文秀（1828—1872）,字云焕,号百香,云南永昌府保山县板桥街人.他出身于一个“赶牲口为业的”[2]84-85商贩家庭.他“少时入学读书,聪颖过人即列前茅.”[2]84-85“文章异众惊人,后入庠,科举补廪”[2]84-85.作为一个出身贫苦的知识分子使得他比较接近人民,理解和同情人民的疾苦,1845年9月永昌惨案发生之后,杜文秀被永昌回民推为代表,先后上京控第三次,均未有结果,他本人也受到了清廷政府的迫害,使他彻底认清了清王朝的反动本质.咸丰六年（1856）秋七月,杜文秀在云南蒙化率众起义.不久率军前往大理与当地回民汇合,击败清军,同年九月进驻大理城,建立大理政权（元帅府）,设立文武官吏,他被推举为“兵马总统大元帅”[1]29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1]29.

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大起义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义时间之长（从起义建立政权到最后1874年4月李国纶失败长达18年之久）；人数之多（起义军最多时军队达二十多万人）；地域之大（起义地域波及到滇、桂、贵、川等省）；同时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斗争纲领和口号,形成了近代云南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空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封建统治,同时也对近代云南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在革命过程中,杜文秀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在大理政权发布的《管理军政条例》《帅府布告》《誓师文》《兴师檄文》等文献中,以及在实施政策的实践中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些社会政治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内容.

二、杜文秀主要政治伦理思想

在一般意义上来说伦理思想主要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指道德意识、道德心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规范而言的.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即社会关系的反映.

道德并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抽象的,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反映着一定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道德具有普遍性同时又具有特殊性,而且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普遍性的道德无疑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应遵守的是适应了一切社会和文化的；而特殊的道德无疑是仅仅适用于一定的社会和文化.

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中国的历史是由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剂和内聚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价值意义上树立起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建立起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道德人格；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和精魂.

自古以来云南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之间交错杂居,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回、汉、夷杂处已千百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2]131.回汉之间交流尤为密切,“回汉在腾,和睦素著,读书之士,砚席与同；田■之家,畔耕有让,同心贸易,曾分管鲍之金；把臂订交,只少朱陈之雅”[2]13.“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3]623

杜文秀当过秀才、廪生,熟读经史,受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习染,同时他的思想必然也会受到云南回族传统的政治思想家如赛典赤·赡思丁、海瑞、李贽等这些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典型人物的卓越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人格的熏陶.杜文秀深明大义,胸襟宽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团结,主张民族平等的杰出历史人物.

杜文秀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国侵略.杜文秀起义军在攻占大理不久后,即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帅府以及在占领的府、厅、州、县设立镇府,这是大理政权的两级行政机构.在大理政权基本稳定时,有人提出请他登基当皇帝,他断然拒绝.咸丰八年（1858）大理政权召开了一个具有决定大理政权性质的会议,史称“戊午大会”.在会上众参将头领请杜文秀登基当皇帝.杨荣曰：“近来,苍山中和峰有紫云缭绕,洱海金梭岛有黄气升腾,此应大元帅当即帝位之兆,以继明朝大统,……以请安民心.”董飞龙曰：“近有祥风吹拂太和境域,瑞云旋绕榆城阁楼,此乃帝王登基之兆,大元帅应随民愿,龙登九五,以安民心.”孙毓曰：“自大元帅掌印以来,有金狮夜游三塔,玉兔腾上鼓楼,甘露成雨,稼禾殷盛,为天降瑞气……大元帅早乘龙飞,上应天心,下怀民情”；徐国荣曰：“徐某夜观乾象见魁星现于蒙、漾、榆之天,正值榆城上空；鼓楼西北有紫气数十丈腾霄入云,环绕榆城空际,此应大元帅有帝祚之德.我等应以早筑坛,扶大帅面南称尊.”[4]88面对这些人的劝谏杜文秀做出了如下回答：“诸公请敛.天祥地瑞乃日月之辉映,时光之照灼,不足为奇.须知,国家如大树,我榆乃千枝万叶之一.叶岂可脱枝而生,枝焉能离树而存.自谓立国称尊之意切不可言.待全国收复,自有贤能者理政.”[4]89面对众参将头领的劝谏杜文秀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回答并且在以后他同样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他的回答.在大理政权存在的十几年里直到杜文秀牺牲时,他只称大元帅没有进位称王.无论从言论和行动上杜文秀始终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裂地割据,体现出了他所具有的早期的思想和意识.

杜文秀起义的年代正值英、法殖义者准备侵略云南时期,同治七年（1868）,法国侵略者安邺等率领的所谓“探险队”打着探险的幌子首先闯入云南.他们在临安、昆明受到了重视和接见,但当安邺他们在大理起义期间留在大理地区的法国天主教神父勒格尔先的陪同下进入大理时,杜文秀对他们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叱令安邺等人立刻离境.杜文秀洞察到了安邺的阴谋,指出安邺等在云南境内的所谓探险意图是很明显的,是在为他们侵略云南做准备.他警告安邺等人即使侵略者能征服中国内地十八省,但征服大理是要困难得多.在杜文秀的严厉斥责下安邺等只得出境.同年,英国侵略者顾巴打着上海英国商会和加尔各答英国商会的招牌进行侵略活动.顾巴从上海沿长江而上,从四川西部进入了云南德钦等地,沿途通行无阻.但当顾巴想从维西进入大理的时候在杜浪村遭到鹤庆回民起义军将领的阻止.英国人斯莱顿的“探险队”,在进入腾越后也慑于回民起义军的声威,在做了一个双方愿意互市贸易的协议之后也只得离开云南.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军给英、法侵略云南的阴谋以打击,推迟了英、法蚕食云南达十八年之久[5].

中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领土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逐步凝结成一种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一种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民族气节和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的崇高品德.杜文秀深明大义,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尊严,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对前来“探险”的英法侵略者予以拒斥,使其妄图建立“大理苏丹国”分裂我国土的狼子野心化为泡影.这种精忠爱国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2.维护民族团结,主张民族平等.杜文秀大理政权坚持反清斗争长达十八年之久,之所以能够坚持如此长的时间,外部条件无疑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声援,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军牵制着清廷政府没有力量来镇压滇西的回民起义军；而内部因素最重要的则是杜文秀的大理政权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主张民族平等,把回、汉等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联合各民族共同进行反对清王朝的统治,从而保证了革命局面的顺利发展.

在很早以前杜文秀对于回、汉、官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得出了正确的认识.“汉回互斗,起于细微,实由永昌文武官并云南大吏酿成屠杀之惨祸,而殃及全省.咎多在官而不在民”[1]7-8.在起义之初杜文秀就认识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号召下,他团结、联合各族人民共同讨伐清廷政府.在建立大理政权之后颁布了《管理军政条例》提出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思想.在他看来“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均宜一视同仁,不应互相凌虐.”[2]118“无分回汉夷,一以公平处之.”[2]65“不分回汉,一体保护”[2]300.基于此他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报复情绪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并实施了诸如“安回安汉”,不准借故复仇等一系列政策.大理政权公布《管理军政条例》严令：“攻破城池,三日内招抚流离,……不准擅自杀人,借故复仇等情,违者一经察觉,不论官兵,按军法斩首.”[2]116“如有擅入村寨,妄动一草一木,……查出,不论官兵,均枭首示众”[2]116.“官兵若有依势强占奸,强夺民女为妻者,立斩”[2]119.杜文秀严格要求下属执行管理条例.杜文秀的侄儿担任粮秣督官时,在弥度县强占已订婚的民女,逼其投井自杀,未婚夫上吊身死.乡人愤慨,派代表到大理帅府申冤.杜文秀立即派人将侄儿提回大理,依法处死.由于杜文秀起义军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且他自己身体力行,大义灭亲,强调“收拾人心,不宜专尚威力”[1]29,“但得回汉一心,以雪国耻,是为至要”[2]127,“故民向往之,腾民颇德之,不妄杀一人,终践其言”[2]225.

在用人任职上各族一视同仁,“尤须重用汉人”号召各族、各阶层人士团结同心投入到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当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用人政策：“凡尔城乡绅耆,远近士民,达务知时,不乏俊杰,转祸为福,定有同心.或率众而来归,或开门而效顺,定当量才而录用,不别■而分门”[2]132.对于“汉族中之绅士、举、贡、生、监,皆授以文职,治理民事,或参赞军务”[1]8.即使对清朝旧有的官吏,也实行区别对待,既往不咎的政策：“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2]127.真正做到“委镇地方,回汉同任”[1]45,受职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官员远比回族得多.

以上这些充分体现出杜文秀的维护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治伦理思想.他的这种能够摆脱地方民族狭隘性,平等地联合各族人民的政策,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因素,进一步激发出反对清廷政府的,回、汉等各族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清朝统治力量.在回族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后人赞扬他为“杜诚一代伟人”[2]68.

杜文秀大理政权维护民族团结,主张民族平等的政策还体现在禁止宗教歧视,尊重宗教信仰方面.

杜文秀起义初期,义军所到之处发生过许多烧毁庙宇之事,对此杜文秀在《军政管理条例》中规定：“军官所过地方,有毁折庙宇,扰害民房者,斩”[2]118.“经过文武庙宇,不准驻扎,违者,治罪”[2]119.规定贯彻执行之后,义军所到之处很少发生毁坏庙宇之事,而且还保护和维修了许多庙宇,如蒙化境内天摩崖寺、报恩寺、甘露寺等.尤其杜文秀带头捐款重修赵州飞来寺,更是深得人心之举.赵州飞来寺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因年久失修大理政权建立之时已经破烂不堪,为尊重汉、白民族对佛教的信仰,大理政权决定重修飞来寺,杜文秀的部下列名捐款的达69人[2]175.由于回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人民在生活习惯上的不同,过去也因此而造成了民族间隔阂,甚至被清廷官吏借此挑起事端,杜文秀对此问题十分重视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受到尊重而得以保留,受到各民族人民的欢迎.

综观杜文秀大理政权所实行的维护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关系,广泛地动员起各族人民参加反抗清廷政府的斗争,推动了革命的胜利发展.

三、现实价值

民族平等是指一切民族的平等,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的平等,各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也是指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任何民族不能享有特权.民族团结则是指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互助合作.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二者都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二者紧密联系.一方面,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民族平等,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团结,只有实现各民族最完全的平等,才能实现各民族真正团结.坚持民族平等是为了达到民族团结；另一方面,民族团结又是实现民族平等的重要条件,没有民族团结,要实现民族平等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人类社会是一个民族的集合体,民族关系的状态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兴衰进退.古往今来,一切善良的人们总是追求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各民族之间彼此交融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频繁迁徙,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因而只有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尊重和照顾少数民族的节庆习俗才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没有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平等,就不会有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杜文秀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所蕴含的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团结,主张民族平等；禁止宗教歧视,尊重宗教信仰等内容对于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对于深入贯彻和落实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对民族工作提出的时代命题,对于新形势下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引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十分可贵的现实价值.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教授评价：“杜文秀是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反对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胸襟广大,深明大义的杰出历史人物.”[5]

参考文献：

[1]白寿彝.回民起义：第1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2]白寿彝.回民起义：第2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3]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张世庆,赵大宏,欧阳常贵.杜文秀帅府秘录（上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5]罗尔纲.杜文秀“卖国”说辟谬[J].学术月刊,1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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