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史良和救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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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良（1900-1985）,出身于江苏常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爱国情怀,是伟大的爱国者,主义斗士,救国会领袖之一.为实现民族的独立解放,,她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斗争.本文主要通过对史良在救国会中为爱国救亡事业参与各项活动的归纳、整理,了解她为实现解放所做的巨大贡献,从而对她在爱国救亡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一个全面清晰地认识,对于今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也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史良；救国会；爱国救亡；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3-0171-02
自华北事变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危机,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为了全国各地的救国力量能够团结一致,成为一个统一的阵线,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简称“救国会”,并发表宣言,制定抗敌纲领.史良在这次会议上被推举为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成为这个机构的领袖人物之一.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救国会中,史良参与各项活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组织群众性爱国救亡活动
史良性格开朗,为人随和并且精力充沛,对革命事业总是充满热情.她具有杰出的组织能力,在各种活动中,总可以看见她的身影.救国会成立后,作为救国会的领袖之一,为进一步推进救国力量的壮大,调动广大群众的爱国积极性,史良积极参与筹划群众性爱国救亡活动.
1936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五个年头,救国会决定开展5周年纪念活动,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纪念活动事先曾被上海市当局所默许,但是到后来,行政院又通令纪念会取消.经过与当局的几度磋商,容忍、退让之后,救国会决定放弃“九一八”纪念会的原议,在离开市区三十里的漕河泾地方,举行纪念碑奠基礼.然而,这样最低限度的正当要求仍被国民党当局拒绝.由于群众事先已经接到纪念会通知,并没有及时了解到国民党当局的取消命令,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钟,约2 000群众依然集合到小东门一带.然而,大批的和特务人员,已经布置在那里、驱逐而且逮捕群众.一部分未被驱散的群众,约有百人,在严重的压迫之下,依然集队向漕河泾进行[1].为避免发生祸端,史良与王造时赶往领导.史良置身于群众的队伍中,走在队伍前列.群众行近老西门时,遭到大批和侦探的阻拦,面对此情形,史良上前与进行理论：“为什么不能走,人民不能在自己的街道上走路吗？是保卫人民的,不能那么无理！”当看到一位妇女遭到殴打,倒在地上仍被五六位警探围殴时,史良挺身而出,勇敢上前扶救这位女同胞,因此她自己也受伤颇重.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国民党政府妄图使人民忘记国耻的举动遭到各界痛斥,正如史良称“这是一个创痛的纪念日”这次纪念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民众救国的势力在不断壮大.1936年10月19日,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在上海溘然长逝,史良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前往吊唁.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承担办理.经过与上海党组织、文艺界人士的研究,救国会决定把鲁迅的丧事办成一次反日大游行,一个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游行的群众性运动.鲁迅的遗体安放在万国殡仪馆,接受各界民众瞻仰遗容三天.10月22日下午,鲁迅安葬,参加葬礼的民众从四面汇集而来,送葬的群众多达万余人,送葬队伍绵延两里多路.史良与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各界著名人士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斗争万岁！”等口号.鲁迅葬仪活动是救国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游行,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浪潮.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在鲁迅葬仪活动结束后,史良又领导和参加了救国会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到会群众坐在草坪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史良是大会的主席团之一,进行了讲话.她高度赞扬了送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呼吁全国各界、各党派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抗日,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2].会上,一位沪东区日资厂女工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介绍了工人的罢工状况,作为女性,史良很了解女工们的痛苦,十分同情工人的罢工斗争,为响应和支持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会上一致通过成立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并当场捐款援助,给予工人罢工积极的支持,支援罢工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为爱国入狱
救国会成立后,为抗日救亡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扩大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阵地,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救国会运动发展迅速,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有数万人之多,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然而,救国会主张实行,一致抗日,组织和领导人民开展救国运动的主张却引起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国民党当局一开始就对救国会采取敌视态度,多次对救国会进行威吓、打压,攻击救国会是“危害国民”,企图“颠覆政府”的反动组织[2].另外,救国会的抗日活动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压,要求取缔救国会,逮捕救国会负责人.国民党一方面慑于日本压力,一方面对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也感到恐慌,于是向史良等救国会领导人实施镇压.1936年11月22日深夜,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
面对入狱,史良心地坦然,毫不畏惧,正如邹韬奋在《经历》一书中说道：“她的态度很从容.”因为她知道自己并没有犯罪,自己的爱国行为,光明磊落.上海市局称史良的罪名为“向以纠集赤色群众,宣传共产主义,阴谋反动为职志,兹复企图捣乱,非严密拿办不足以惩凶顽.”[3]史良被捕后,由高三分院进行审问,中,因上海市局拿不出证据,高三分院裁定,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沈钧儒等6人也均于同日获释.然而,在史良等人出来后不到10个小时,上海市局长蔡劲军又以他们7人是救国会委员,有嫌疑,以及他们有逃亡之虞,当晚再对7人家庭进行搜捕.史良因是律师,承办一些政治犯的案件,与法院打交道,和法院院长等人较熟悉,所以事先得到讯息,前往别处避难.在她看来,如果贸然去投案,可能等于去送死,并且也会牵连到其他六人的生命.救国会的一些组织工作由她担任,有许多事情也需要加以安排,所以,史良决定等待时局好转再去投案.她逃匿后,国民党到处张贴通缉令进行通缉,然而,史良并没有被吓到,她坚信,抗日救国的潮流是势不可挡的,为了嘲弄当局,她甚至在悬赏通缉她的布告下面拍了一张照片.面对国民党的镇压,史良仍以大无畏的精神继续为抗日救国而斗争,她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要求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在和周恩来的斡旋下,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等达成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释放被捕爱国领袖等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内形势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向着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转化.史良为方便与沈钧儒等六人一致行动,共同进退,12月30日,史良主动前往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投案,史良被羁押.因为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被邹韬奋称为共同患难的“难妹.”由于史良与沈钧儒等六人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她在苏州羁押期间,坚持斗争,孤军奋战.”[4]为了形成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使得当局无隙可乘,史良巧妙地通过来探监的家属和亲友传递信息,与其他“六君子”时刻保持一致.史良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主张是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作为爱国者的呼声,理应得到支持,无罪释放.而国民党当局仍然坚持将“七君子”的爱国运动污蔑为“危害国民”,继续对史良等人进行迫害.1937年4月3日,史良等人收到江苏高等法院的起诉书,起诉书以所谓“共犯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义不相容之主义”为辞,并搜罗了10大罪状,对史良等人提起公诉,并依法审判.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第一次开庭审理.史良在法庭上临危不惧,淡定从容.一位旁听者描述当时的情景,“史良衣蓝色西装,外翻白领,面团团如雪白,时时左右盼,且频频向家属席上微笑而频颔其首,发油墨,下作细卷,似新人者,诸人态度当以彼最从容.”[5]开始后,她在庭上进行了激烈申辩,阐述了她与救国会的爱国主张,义正词严地对审判长的讯问进行了反驳.由于法院没有得到任何可以对“七君子”定罪的依据,只好休庭,进行下一次审判.因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与救国会的主张相同,在第二次的审判中,审判长企图把西安事变的发生和“七君子”及救国会联系在一起,诬蔑“七君子”“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3].当检察官就“勾结张学良”问题审问史良时说“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而给政府及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的电报,并未引起西安事变”时,史良则反驳说：“比方一爿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思难道说杀了人应该刀店负责么?”[5]史良机智的辩驳,使得检察官哑口无言,第二次依旧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出于爱国的赤诚之心,所谓的“七君子”勾结张学良,“谋为轨外行动”,明显的是栽赃陷害,不得人心的再也无法继续下去,所以后来也没有再开庭.史良等救国领袖为救国入狱的消息,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懑,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开展了声援营救“七君子”,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无罪释放“七君子”的群众运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营救,给了史良等人极大的支持与鼓舞,同时也使得国民党当局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不敢贸然对“七君子”定罪.“七七”事变后,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形成,更加证明了“七君子”提倡抗日救国运动的正确性.国民党当局已无任何理由继续羁押他们了,7月30日,“七君子”终于被释放.作为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史良巾帼不让须眉,不怕牺牲,有着男子般的气魄与胆识.她为救国而入狱,在狱中仍然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坚信救国无罪,毫不动摇,为求国家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三、争取人民
史良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一位主义战士,她与救国会的同志一起,积极参加争取、反对的运动,为实现人民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日战争结束后,救国会为争取抗战胜利民族解放所制定的纲领、章程已经不适合战后形势发展的需要.1945年10月,救国会在重庆召开大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简称“救国会”.其宗旨为团结国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的新中国.史良被推任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并负责秘书处的工作[2].1946年1月,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压力下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的决议.1946年2月,重庆各界群众在校场口广场集会,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史良是主席团之一.然而,国民党政府为镇压人民的活动,派遣了国民党特务破坏捣乱.会议开始后,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大打出手,打伤主席李公朴,主席团成员马寅初、章乃器及新闻记者60余人,震惊中外的“校场口血案”发生.面对国民党法西斯的行径,为争取,史良决定代表受伤的人士向法院起诉,控告其恶劣行径,与之进行法律斗争.在此期间,史良的身体出现状况,她患上疟疾,因为发高烧,有时甚至神志都不清醒,但她依然为受伤的人士担任律师,在法庭上揭穿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的真正面目,为实现和平而战.《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报》的营业部被国民党捣毁后,史良代表救国会前去慰问,为抨击国民党的内战,她和罗隆基等人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如果国民党再故违民意,甘冒不韪,视人民如草芥,则人民亦必视之如寇仇,本自救自存之旨,奋起制裁.”[6]史良揭露国民党的暴行,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度仇视.当时重庆市就有传言,史良被列入的名单.当她听到这些传言的时候,她并没有被吓倒、屈服.她用坚定的口气说：“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们的政治立场不能变.我们在、在敌人的恐吓面前,坚决不屈服”[7]在当时的白色恐怖气氛中,史良为推进运动的发展,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义无反顾,她的勇敢无畏精神体现出了一个斗士的伟大风范.
新中国成立后,救国会因其历史主张已经全部实现,在北京发表宣言,宣告结束.从1936年的成立,到历史使命的完成,史良一直与救国会的同志一道,为民族解放、和平而不懈奋战.在救国会中的活动中,她不仅参与筹划和布置,每次行动起来,也总是置身群众行列,领导群众,身先士卒.即使因爱国而身陷囹圄,因要求而被以生命威胁,她赤诚的爱国之心与追求自由的信念却没有被磨灭.史良是时代的坚毅斗士,她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参考文献：
[1]上海市党史学会.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M].上海市党史学会出版社,1985.
[2]周天度,孙彩霞.史良[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
[3]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史料集[M].北京：编译出版社,2006.
[4]沙千里著.漫画救国会[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5]时代文献社.救国无罪[M].时代文献社,1937.
[6]罗隆基史良等八十九人告国人书[N].解放日报,1946-06-17.
[7]唐弘仁.在敌人的恐吓威胁面前永不屈服[J].盟讯,1990（2）.
与救国会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这篇文章为一篇关于史良和救国会方面的与救国会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与救国会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