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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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泽山：立志强国的“王”
在得知获奖后,王泽山很平静.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一直以来所持有的理念.他始终认为科学研究一定要有超越意识,要做出真正有水平的研究成果.“作为一名合格的国防科研人员,除了关注学科领域的重点和热点外,还应具备潜在前沿科技的发现能力,寻找关键技术和解决难点的能力,以及对学术的坚守和攻克难关的坚定意识.”王泽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我国含能材料(火)学科带头人,王泽山创立了“发射装药学”,是发射装药理论体系的奠基人.
出生于1935年的他,经历了伪满统治时期、国民党管辖时期和解放初期.王泽山还有两个哥哥.虽然他的家境贫困,但父亲坚持“不买房子、不买地,只供孩子上学”的原则,努力供养他们上学.
1951年~1954年,王泽山先后就读于吉林市第一高中、第二高中.在那个年代和刚刚散尽的抗美援朝的硝烟中,王泽山明白了“强国方能御侮”以及强国先强军的道理.也就在1954年夏天,王泽山以第一志愿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
当大多数考生在蓝天大海的召唤下填写了与空军、海军相关的专业时,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冷门专业——陆军系统的火专业,他是班上唯一一名自愿学习火的学生.这个19岁的青年坚信：专业无所谓冷热,只要祖国需要,任何专业都一样可以光焰四射.
1954年秋天,王泽山开始了在哈军工紧张的军事化的学习生活.从此,火研究就成了他的毕生使命.
从战备的角度,我国必须生产并储存一定量的火,但这些火的储存周期一般是15年到20年.在和平年代,一旦火过了存储周期后,如何处理是一个难题.为了解决难题,王泽山立足军民融合,针对不同类型的废弃火,从系统工程方法入手,提出了资源化利用的技术途径.
1985年~1990年,王泽山率先攻克了废弃火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术条件.他引领了我国废弃火无公害处理、再利用的研究方向,为保证国家火战略轮储机制的正常运行,消除对社会的安全隐患和对环境的污染源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基础.经过近10年的努力,他带领团队解决了退役火再利用中的关键难题,把废弃火开发成民用产品,成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宝贝疙瘩”.
王泽山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解决了低温感含能材料技术难题.通过研究发射药燃烧的补偿理论,他发现了低温感含能材料,并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该技术获1996年唯一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996年~2000年,他发明了含能材料的高能量密度装填方法,提高了发射装药的输出功率.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间段温度差异非常大.如何减少环境温度的变化对装药效果的影响？这一问题也困扰了世界军械行业上百年.
在攻克废弃火再利用难题之后,王泽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问题.通过不断尝试,他最终构建了燃速与燃面的等效关系,并发现了能够弥补温度影响的新材料,攻克了上述难题.如今,该技术已应用于我国武器装备,使武器性能摆脱了环境温度的影响.
1999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第三个贡献便是研发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全等式模块装药技术,攻克了世界军械领域的又一项技术难题.“这项技术在不改变火炮总体结构、不增加炮管压力的前提下,通过有效提高火能量的利用效率来提升火炮的射程.”王泽山说,这样一来,火炮只需用一种操作模块即可覆盖全射程,从而大幅度提升了远程火力的打击能力.通过实际验证,火炮在应用该技术后,其射程能够提高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有效降低25%以上;应用此项技术后,国产火炮弹道性能全面超过其他国家的同类火炮.
侯云德：89岁仍在岗
“他是我们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总设计师,为专项实施倾心铸力的大科学家.今年已经89岁,但是每天仍坚持上班,做很多的项目研究.”一位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他就是当全球都为埃博拉病毒担忧时,中国的“镇定剂”——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
2003年的非典,暴露了中国传染病防控体系的极不完善,也让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痛心的侯云德自此萌发了推动中国传染病防控体系再塑的动力.“侯院士作为中国重大传染病防控体系的总设计师,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的传染病,布局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措施.一旦有新病毒出现,就必须快速应对,他要求在48~72个小时内拿到病原体,然后进行全基因测序,找出病原体是什么.有了这样的一套对急性传染病的应对体系,我们就可以不慌不忙地应对了.”上述病毒所负责人表示.
吸取非典疫情的惨痛教训,依托各级卫生医疗站,侯云德带领项目团队,迅速构筑起了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的技术体系,在全国省市县都设立了哨点医院,在中国疾控中心建了7个P3实验室,一旦有新病原体发现,就会迅速送到中国疾控中心进行检测.于是在2009年的甲流防控中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作为我国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专职技术总师,侯云德领导专家组设计了2008年~2020年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重点布置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成功应对了近10年来我国的历次重大疫情,全面提升了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除了设计国家传染病防控体系,侯院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干扰素的产业化,他也被称为‘中国干扰素之父’.他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加速了干扰素的产业化转化,填充了中国干扰素的空白,开创了多肽类药物先河.”金奇表示.
1970年代初,侯云德在对中药黄芪的抗病毒研究中发现,黄芪能够诱导人体产生一种可广谱抗病毒的物质——干扰素,这种50年代就被国外科学家发现的糖蛋白当时已经被制备成抗病品,但进口昂贵,极为稀缺,这引发了他强烈的科研兴趣.几经探索,他决定选择这种物质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开始研发“战略性”转移.“干扰素主要用于治疗慢性肝炎,提高恶性肿瘤患者的免疫力.当时依赖进口,高,也很难买到.”上述病毒所负责人表示.
1979年,基因工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闻所未闻时,侯云德开始用基因工程制备干扰素.1982年,53岁的他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型干扰素.临床证明,该干扰素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作用小得多.
而在他的学生金奇看来,侯云德还把中国的生物学研究引入了分子学,引领中国病毒研究进入分子学研究领域.80年代中期,侯云德带领自己的研究生对最大的动物病毒——痘苗病毒进行全基因组的测定,这是国内最大的完整生命体的基因序列测定,和国外几乎同步.
“虽然侯先生已经89岁,可是他一直很勤奋.每天都上网收集各种渠道的资料,然后自己翻译成中文,把相关领域最新的进展动态,包括传染病的、药物的等等最新的这种最前沿的一些技术的进展,编写成《生物技术》简报,给重大专项的成员发送,有时一个月发一次,有时一个月发两次,每次字数都几千字,甚至上万字.近十年如一日.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我想这个对我们一生来讲都是受益匪浅.”金奇表示.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马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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