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为管仲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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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开所有的文化类著作,包括在一些五花八门的作品里,中华文明礼仪道德的“奠基者”是孔子,仿佛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与礼教自孔夫子开始.可是,孔子却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今山东管仲研究者认为“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这个称谓很有道理,但似乎又不够.我三年前接受国家任务,担任《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管仲传》撰写,今年2月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准备了20余年的53万字的《管仲传》.我感觉还有些话需要补充说明,在这里与大家共商榷！
一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前645年）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小白的相国.管仲谢世94年后,孔子诞生.又50年后,孔子任鲁国中都宰.他对管仲作了中肯的评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见《论语·宪问篇》）
晚于管仲谢世285年,庄子生于宋国的蒙邑.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时代思想家,确切出生地不详,《史记》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从史载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问题来看,老子也是管仲谢世后出生的.
管仲谢世后273年,孟子生于战国时期的邹.
从这些大学问家的诞生时间看,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曾经浸润于管仲留下来的大量学说与文献.就连我们熟知的吕不韦的“一字千金”,考其来源也正是管仲时代刊布法令政策于城门墙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形式而来.
管仲的墓在山东淄博齐古城之北.高大肃穆,但车马冷落,去的人很少.距其180公里处的孔子墓,宽大伟岸,香火鼎盛.过五逢十还要载歌载舞举行祭祀,旧时都是皇帝及朝庭要员到场致辞,个个顶礼膜拜没有一点马虎.连法力无边的佛爷都十分谗涎,但谁会记得孔子评价管仲的话呢？
究其所然,我以为管仲的本事都传给了人们,人们靠其技艺就能够生存了,还要敬他做什么？孔子则不然,这心灵思想的名堂是摸不透,搞不好要惹灾的,得敬着些,忽悠不得！所以,人才有“病之心焉”之说.
二
历史始终是在螺旋式前进中发展.大约在公元前374年前后,齐国的命运果然如周太史的卜卦所言,在陈完（田完）后代的手上重新崛起.这位春秋时期第二位齐桓公田午是田齐的第二代国君,他的祖先陈完为他们留下了大量管仲的文化遗产,并经过历代的私家整理,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说.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将管仲时代讲课的地方直接辟为学宫,即后人所言的“稷下学宫”.后来,齐桓公干脆建起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收集流传在外的大量管仲治国之学,刊布管仲的精辟文献.
“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徐干《中论·亡国》）.稷下学宫创建于齐桓公执政时期.到了齐威王、宣王时期,随着齐国国势的强盛,他们越来越认识到管仲这个人的伟大,大约在这一时期,管仲留下来的言论与文章得以用《管子》称谓刊布于世,并在稷下学宫得以成系统成规模的传播.
《韩非子》一书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可见在战国末叶,《管子》已经传播很广.到了西汉时期,《管子》继续广泛流行,贾谊、晁错、桑弘羊等政治家都研读过此书.司马迁对管仲更是崇敬有加.
近代学者罗根泽提出：“《管子》在先秦诸子,裒为巨帙,远非他书可及.《心术》《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诣.各家学说,保存最多,诠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
历代学者大多将管仲留下的这部《管子》作为法家著作看待,这主要从全书的政治思想着眼,看到了它的哲学思想以道家为核心的原故.其实,在战国时期,法家鼓吹“法治”,排斥文教德行；儒家强调“德治”,重视道德教化.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政治思想在《管子》里都有具体的体现.特别是它的全面而独到的经济思想至今仍然有着深刻的社会指导意义.就是在今天,我们的许多国际国内的相关政策,考究其最初母型也是来自管仲时代,离不开那个矗立于数千年前的稷下学宫.
管仲提倡“富国富民”是放在发展生产力上的.他制定的相关政策时效性极强.如当时盛行“厚葬”之风,管仲提倡严禁.他颁布一条法律：棺椁超过一定厚度,就必须受到戮尸的惩罚！但在物质丰富时期,他又主张以奢侈来促进消费,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经济学、消费学观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前卫的啊！
三
稷下学宫脱自管仲生前的讲堂.
在这个讲堂上,管仲用自己的学识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者.
《管子·弟子职》篇,就是管仲亲自制订的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由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称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堂,当之无愧！正因如此,管仲的思想通过稷下学宫的播撒,孕育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批圣贤,其中最伟大的就是以孔子为首的,包括庄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同时也就诞生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类学术流派.
稷下学宫鼎盛时期,曾容纳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有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子、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奭、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尤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对稷下学宫来访学者采取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不任职而论国事”（见《盐铁论·论儒》）.因此,稷下学宫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因此,郭沫若高度评价：“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 “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评书·稷下黄老学学派的批判》）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同时,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
管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笔者就管仲在历史上的作用提出三点看法.
一、管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奴隶解放者.
解放奴隶,不是管仲凭空想出来的,是实际生活中产生了贫富不均、灾年民众大量逃亡,国家经济面临崩溃,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喜欢根据实际解决问题的管仲不得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他经调查后发现,如果解放奴隶,将使齐国得到相当可观的生产力.事实证明,奴隶身份一旦消除,蕴藏于奴隶阶层的生产力如火山爆发,加上管仲以“均分地利”和“相地衰征”为特征的封建主义土地改革,再实施灵活机动的税制（见《管子·大匡》）,齐国经济一跃而升,锐不可挡.同时,他还自上而下地废除奴隶主的食邑制,解放或承认溃逃于外的前奴隶有限的自由身份,这种旷无前例的作法,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而林肯在美利坚合众国解放奴隶,要晚于管仲两千几百年,这是人类历史上多么伟大的壮举！
二、破格选拔人才,从国家和民众两方面监督官员.
管仲破格选拔人才,是从商王汤履启用伊尹、商王武丁编造神话解放傅说奴隶身份中得到启发的.国家急需大量人才,管仲建议一改过去单一从贵族中选拔的做法,改从贵族与士、农、工、商四民中不拘一格选人才.要求每年“正月之朝”让各乡长官将该乡“居处好学”、“聪慧质仁”的人才报告朝廷；让“桓公召而与之语”,将“其质足比成事”,“立而授之”.管仲尤其重视从农民阶层与解放的奴隶中选拔国家人才.如果有人打压人才不报并“蔽圣”,发现后要治重罪.
管仲采取乡长推荐、朝廷鉴定、实践考验的“三选”官员法,打破了过去贵族对人才的垄断,使人才选拔从贵族垄断走向封建选拔的进步.虽然不能与今天的人才选拔制度相比,但在当时却打破了三代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贵族血缘政治,这是值得肯定的一大进步.正因为管仲选拔人才的制度打破了“唯血统论”,触犯了封建君主们的“根祇” “正宗”,也使这位中华文明之鼻祖不能得到如孔子那样的“礼遇”,这是根源之一.
“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桓公择其寡功者谪之”（见《管子·大匡》）.管仲制定了严格的考察现职官员制度.结果是,凡为政“不治不能”者,田野多荒废者,刑狱多矫诬者,都要问责官员！这数千年前“干部问责制”的诞生,说明了管仲对国家管理职能的一种先知先觉.就这一点还不够,管仲又提出创建“啧室之议”（即纳谏制度）.啧,《说文》释为“大呼”,引申义为互相争论.《管子·桓公问》专门记载了“啧室之议”.因为有了这一制度.齐庭才能听到民众的呼声,并通过这种方法监督各级官员忠于职守、少犯错误,也才能使齐国有生气勃勃的干部队伍.这不就是“群众监督”制度吗？
这里让我想起了刚刚登基时的齐桓公问管仲,需要制定什么样的制度来管理国家.管仲说,三王五帝先皇先祖早就有了制度,现在最需要的是执政者的“德”.有执政者的“德”,才能有官员的“仁”,才能有上行下效,才能有民富国强,天下大同.数千年后,重读这些先贤哲人之言,振聋发聩.
三、中国古代第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管子》,不难发现在管仲对于政治、经济、战争、外交问题的论述中,提出天地是自然存在的,它们没有意志.这可是打破了三代以降,人们普遍认为天地是神祇,具有绝对权威,需要人们膜拜祈祷的理念.管仲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不常变也,谓之则”（见《管子·七法》）,这就是说,万物由气生成,而气是自然之天地所出,而物的生成变化皆有规律.这一论点早于道家之定律200多年.
管仲在处理日常生活的事件时,往往会将矛盾的对立面看成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由此而使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带有唯物辩证的认识论,从中提出“度”的概念.
在伦理道德与发展生产的关系上,管仲还有一个垂之千古的著名命题,即“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见《管子·牧民》）.这是管仲来自实践的获得,但历朝历代都有人反对,而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承认它的基本原理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契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生产、经济、生存是第一性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是第二性的.管仲的伟大正是在漫如长夜的古代社会提出非常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由此,管仲当之无愧的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家.他去世五年后,希腊才诞生了泰勒斯（提出宇宙基本元素是水的希腊早期的朴素唯物主义创始人）.
为管仲正名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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