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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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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凯

一、权力

在福柯的研究中,语言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其早年的“考古学”阶段,语言是知识、秩序构建中的关键一环, 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文艺复兴、古典时代、现代———维系着真理和主体的构型；而在他后来的“谱系学”阶段,语言、话语则成为权力的帮凶,通过一种来自基督教文化的“自白”机制,个体所有的秘密暴露在权力面前,让权力捕获个体、赋予身份、塑造主体.在此, 语言是透明的, 是通达真相、真理（ｔｒｕｔｈ）的路径, 它流畅、简单、明晰,可以把晦暗不明的思想、秘密、深度完整地呈现,从而为世界所知.一直以来,福柯的工作就是投身在各种各样的档案之中,发掘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记录,精神病院、监狱、医疗档案、记录……所有语言存在的地方,均成为福柯探究这种真理游戏的场所.在这一过程中,福柯十分接近结构主义的方法,他也力图从各个时期有关知识的表述中寻找相应的“要素”,整理归纳出一个时代对应的“知识型”.然而,他又与结构主义保持着距离.对于福柯而言,语言确实透露着意义、真理,但在语言既定的语法规则、书写规范等背后, 有一套更加复杂的暗流涌动,它决定了语言的组织形式、言说对象,决定了何以现代社会中真理只会青睐理性、明白晓畅的语言,而被视为疯癫、晦涩荒谬的语言却只能存在于理性审视的目光下,只能作为医学、心理学等“科学”的研究对象.

在此, 福柯引入了另外一个概念———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相较于语言,福柯所谓的话语更为泛化,日常生活中一切文字、言语、符号等均为话语的形式.

它们是分散的、异质的、任意的,但却可以清晰地呈现着一个时代的思想面貌,因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１］对于福柯而言,这就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它通过排斥、整合、管理、引导等方式,对社会中的话语进行调控,将一些话语划为真实的、正确的、合理的,而另一些话语则受到挤压、贬低.正是借助话语,福柯在深入语言问题之时,将权力、治理、管控与历史性的知识、主体联系在了一起.话语是权力效应的通路,权力是话语配置的源起,两者纠缠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一个社会特定的权力之网,把控着所有的个体.“声名狼藉者”就是这种权力的产物.在福柯写给自己所编文集的前言中（《声名狼藉者的生活》）, 他解释了如此着迷于罪犯、疯子、精神病人的原因：正是在这些人身上, 在他们留在历史中的档案中,清晰地呈现了权力捕获个体的方式.“那些简短而矛盾的文字,往来于权力和这些无关紧要的生命之间,对于后者来说,无疑已经变成了赐予他们的唯一一座纪念碑———正是这样的纪念碑,赋予这些生命些许的辉煌和片刻的光彩,使之流传下来,让我们得以窥见其中的生命.”［２］这些文字是权力攫取个体生命的例证,也是福柯所谓现代“微观权力” 的典型特质.从１７世纪末期开始,这种话语／权力模式就已经默默地在社会中渗透,力图从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把控个体,而档案中的这些声名狼藉者,这些对他们性格残暴、道德败坏、生活放荡的记录, “这些生命在悲伤和愤怒中与权力交换所得” 的话语,暴露了现代社会权力渗透的轨迹.过去那些只属于国王、英雄等少数人的个体化、日常化的话语,现在渗透在了社会每一个个体之中,包围着他们,描述着他们,同时也邀请着权力的干预.

这在《危险的个体》中更为明显.法律面对罪犯时,它不再仅仅专注于其犯罪事实,而是要深究罪犯的意图、动机、心理,要求罪犯“讲出” “你是谁？”而当罪犯完全不配合,拒绝暴露自己的隐私,或者从逻辑的角度而言无法对罪犯加以定义时,司法机关的运转就陷入了停滞.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医学、精神病学、人种学、心理学等现代人文学科适时地出现了,它们可以从一种所谓“科学”的角度去重新界定“人”,分析社会中个体非理性犯罪的成因.对于司法机关而言,这些现代人文学科所生产出来的科学话语,有助于我们从“理性”的角度审视人,从合理的角度审判、干预、矫正.进一步,它们甚至还可以通过某些环境、生理上的事实,排查潜在的“罪犯” “危险的个体”,从而在社会中建立一套预警机制,保卫社会的安全.

这种裹挟着医学、科学之名,游走在司法体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权力之网,赋予了日常监控、检查、规训等机制的合理性.当罪犯拒绝讲述自身时,医学家、精神病学家可以为其代言；当个体无法知晓自己的秘密时,各个领域的健康专家可以为其提供指导.话语的功用,语言的表述,其内在的功能就是为权力开拓空间.现代社会相信它们的真理性、透明度,相信这些科学孜孜不倦的教诲,也毫不质疑其介入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当我们滔滔不绝地向教师、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专家敞开自己的秘密,渴望他们用科学的话语讲述真理、给予指导时, 其实早已陷入了权力的掌控.

二、犱外界

在社会的个体档案中,福柯发现的是话语和权力的合谋,是现代社会中针对个体的干预和控制技术.理性直白的话语、明白晓畅的语言,它们对外部世界所谓的客观、直白、科学、逻辑,实际都只是某种权力逻辑的展现.那么,语言是否可以言说自身呢？当语言不再流畅、不再言之有物, 而只是一种梦呓、口吃、迷狂时,它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福柯十分欣赏此种语言形式,认为萨德、布朗肖、鲁塞尔、克罗索斯基等人的作品正是一种专注于语言自身的尝试.在此, “语言从一切的接触、感应、秘密交流和影响中脱离,赋予它一个绝对中立、能够完全发展的空间.”［３］在福柯看来,这才是文学的本体.它始于人类与死亡的对抗,试图在言说和书写符号中延迟死亡的来临：它努力建构起一个空间,让语言在其中无止境地重复、低语、言谈,让语言成为一道映射和隔绝死亡的镜子.这种努力早在《奥德赛》和《一年零一夜》中就已见端倪,吟游诗人唱诵的英雄荣耀,山鲁佐德编织的故事,都形成了一个足以对抗和遗忘死亡的作品空间.语言塑造形象,沟通神灵,讲述各种各样无尽的危险、宿命、即将到来的死亡；而另一方面,作品中的语言又是在无尽的重复循环,它不断地重述英雄的历险,不断地用相似的词语构造一个个虚幻的故事.语言的双重作用叠加在一起： “一件语言的作品是为死亡所穿越的语言的身体,目的是为了开启这种无限空间：语言的双重性在此得以相互回应.”［４］

然而,这一状况在１８世纪末发生了变化.当神灵旁落、宗教式微,当人成为一个有限的、在世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时,语言同样也丧失了过去那种穿透死亡的启示性地位.语言仅仅就是语言,是一个个词语、符号、声音叠加在一起的群体.它变成了一个学科、一种结构；它与人无限接近的同时又无限遥远, “语言开始自身反省,获得了自身的深度,展开了只属于自己的一种历史、种种法则和一种客观性.”［５］所以,福柯十分重视萨德的创作.在这些充满了、疯狂、暴力的文字中,语言并不期待有任何读者（萨德是在监狱中偷偷写下的）,它只专注于经营自身,专注于词语的狂欢；它无尽地流淌,在不断地言说和重复中追寻无限的可能.在此,语言“电光火石般地挪用并消耗其他所有的语言,诞生出一个模糊但主导的特征,在那里,死亡、镜子、双重性、波浪般无穷无尽的词语接续,都在扮演它们的角色.”［６］词语不再去建构语言之外的形象,言说超越性的意义或价值,而是在展现自身, 凸显自身的存在.鲁塞尔、布朗肖等人的作品都阻塞传统意义上的阐释、解读,其语言的厚重、含混、诡谲、神秘,恰恰就在于其拒绝语言本身之外的意义探寻.这种语言突破了它所“言说”的东西,在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意义、形象与隐喻之间设置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正如福柯在《圣安东尼的诱惑》中发现的那样,那里的人物、形象、事物都处在变动和转型之中.语言所勾勒的形象并不是稳定的在场之物,而是过去和未来所有的作品文字所引发的所有联想.或者,福楼拜在这部作品中设计的是一部语言的共鸣曲,纸面上文字所激发的情感、想象都和其他的书、知识、形象联系在一起, “与符号中生长,栖身于重述与评论之间的空隙；它诞生、成型于文本的‘居间’ （ｅｎｔｒｅｄｅｕｘ）之.堪称是一种‘图书馆现象’.”［７］而也正是由于敞开了这样一座图书馆,语言将不再受制于固定的、深层的作品意义：它获得了一种独立于作者、文本的自由.

这是一种脱离了言说主体的语言.在此,它不再承担交流和再现的功能,而是在一个纯粹的语言空间向自身折叠、展露.那么,语言言说的只是其自身,是在一条平滑的轨道上无止境地向前流淌.用福柯的话来说,这是语言一种本源性的回归,它断开了与外部一切的关联, 只是在语言的虚空中喃喃低语.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绝非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之家,不是我们借以让万物发声,打开意义世界的工具.恰恰相反,语言抹去了我们的存在,它一经流出并只为自身存在,既是言说的主体,又是言说的客体.它的色彩、光亮、音响,其构建的炫目世界都只是语言展示自身的空间.这正是布朗肖眼中的语言.在这里, 语言永不停歇地流动,“它不只局限于一个地方,它不是顺从的静止；它有运动的耐力,而这运动永不停止,并且永远也会许诺用休息犒赏自己；它不会把自己包裹在内在性中；它的一切不可挽回地跌向外界.”［８］ “外界”,正是语言流淌的方向,是一个纯粹外在的、均质的、平面的空白.对于福柯而言,语言所能建构的、描绘的正是这样一种外界体验, 是一种对不可见、不可言说、不可思考之物的展露.“我说,我不在”；“我思,我不在”,外界抹去了一切固化、明晰的界限,为一切潜在、晦暗、隐匿之物敞开了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福柯从布朗肖作品中抽取的外界经验,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彻底的告别, 同时也呼应着后来德勒兹、德里达等人的思想.

《僭越序言》正是对这样一种未来哲学的展示.在这篇致敬巴塔耶的文章中,福柯用“僭越”概括了其文学与哲学之思.在此,思考的重心不在于确立一套逻辑体系、概念框架,而是通过实验性的语言不断跨越思考的边界.巴塔耶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语言,一种卸去了意义、深层、辩证、内核的重负,只在一种自我指涉、回环、凝视中靠近、淹没自身的话语形式.整体而明晰化的思想和哲学主体在这种语言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沉默和黑暗中不断变换面孔,摸索思考边界的模糊形象.对于巴塔耶／福柯而言,哲学之思与大写的意义无关,也与主宰性的“大哲学家”无关,它是一种体验、尝试、游戏,是在指向自身的语言迷宫中迷失、消泯、狂喜的体验.所以,哲学必须是一种僭越,它在其说出和未说出的界限处游荡,打开了一片空白,而未来的可能、大写的沉默、缺失的在场就在这里无尽地流出.

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法用传统的阅读方式理解福柯这一系列作品,他从鲁塞尔、布朗肖、巴塔耶等人那里抽取出来的形象———门槛、迷宫、眼睛———都有着而诡异的色彩.在此,福柯是在以同样的语言形式回应和致敬着他所谓的“外界作家”：这里充满了语言吊轨的游戏、炫目的色彩、奇异的声响,有着无限的重读和解释的可能.或者,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写作这些作品可以“隐藏我们的面孔,在我们自己的书写中埋葬我们自己”,［９］可以让我们无限地濒临消失和迷狂的状态,同时,它也让我们沉默,让我们陷入大写的虚无.而也就在这时,死亡慢慢升起在了地平线上.

注释

［１］米歇尔·福柯著,汪民安编：《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文选Ⅰ》,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页.

［２］同［１］,第２９８页.

［３］同［１］,第１１页.

［４］同［１］,第２６页.

［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莫伟民译,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８６页.

［６］同［１］,第３６页.

［７］同［１］,第８２页.

［８］同［１］,第１８１页.

［９］同［１］,第２１０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